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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为何退出了中原大地

  • 发布时间:2015-03-20 01:29:41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你能想象吗?大象曾在北京乃至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广泛出没。甲骨文考证证明,当时黄河流域文明经常使用大象来作为祭品,用于祭祀先人。但而今,野生大象可能的生存地带已经缩小到云南省与缅甸接壤的几个保护区。

  大象去哪里了?北方、中原、江南、西南、华南为什么会一个个接连成为大象无法立足的地方?一个显著的原因是气候变化,中国北方在公元前1000年后开始变得更冷。但在公元前700-前200年,当气候重新变得温暖后,大象却没有返回北方,相反,还在不断南撤。一部中国环境史,其实完全可以用大象的退却路线来概括——这种体型庞大的凶猛动物,不是人的对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史、文化史和环境史的权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伊懋可认为,古代中国人通过三种方式击败了大象,第一是平整清理土地特别是林地与草地,创造了更多可以用于耕作的农地,毁坏了大象的栖息地;第二是农民为保护庄稼不被大象践踏和侵吞,大量设计捕捉设备;第三是为了猎取获得象牙和象鼻。

  栖息地的破坏成为关键所在。伊懋可说,大象需要生活在没有陡坡的温暖湿润的环境,可以避开直射的阳光,行动自如,并能就近获得树叶、野香蕉和嫩竹叶。如果没有了树木的遮蔽,大象无法生存下去,更加无法与协作起来捕杀它们的农民抗争。

  伊懋可所著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从大象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退却、消失说起,回顾了中国古代4000年的环境演化发展情况,聚焦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滥伐森林、兴修水利等活动对环境退化造成的重大影响。伊懋可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历史学界、农业问题研究专家一直宣称的中国传统农业具有可持续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传统农业及为了保障这种农业而开展的改林为田、兴修水利,有着现实的环境代价,特别是宋元之后,随着人口激增,农业开发的烈度提升、范围扩大,进一步加剧了环境破坏和资源衰退。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都将不可避免造成环境代价,但环境破坏的程度在不同国家(现代及古代文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有着很大差异。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是一部会让中国读者也不得不称之为惊艳的佳作。这本书充分显示了伊懋可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熟稔,他大量提取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记载、文人诗作和地方志中的表述,来作为提出问题和观点的依据。比如,在讲述中国古代滥伐森林时,伊懋可首先引出了柳宗元的一首诗,“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馀毫末不见保,躏跞涧壑何当存。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哮豁空岩峦。”柳宗元的诗作是以树木被伐,暗指朝廷中正直而有才华的人士被贬斥,但也非常清楚地描绘出砍伐及烧毁森林的场景。

  因为森林滥伐而导致的土地淤积,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清两代,因珠江流域林区垦荒变得密集,而使得珠江三角洲迅速淤积,这为广东带来了更多的可栽种土地,却是以森林被破坏为代价的。更早以前,黄河还被泛称为“河”,是因为秦汉两代农耕在西北部的推广,让河流变色,最终造成河水加入了大量的泥浆,才有了“黄河”。由于滥伐森林,甘肃等地区变得缺水,土地更为退化,气候也被改变。伊懋可在书中还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森林滥伐造成树种损失的情况,即如四川省,在古代曾有大量的棕榈树和椰子树栽种,因为采盐、书籍印刷和建筑等方面需求带来的大量滥伐,加之气候变化,才使得前述作物像大象那样彻底退出四川。

  中国古代历朝都相当重视兴修水利,以确保农业灌溉和城市居民生活的用水,并减少旱涝灾害的影响。除了都江堰等少数设施之外,中国古代兴建的更多水利设施同样长期存在,将面临持续的水文不稳定,需要不断疏浚和加固、加高堤防,持续地维护成本很高。而水利设施兴建后,当然会进一步诱发更多的土地开垦和森林滥伐。书中历数了黄河、杭州湾在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水利治理代价。书作者的看法是,水利技术会改善农业发展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养活更多的人,但水力扩张将很难避免走向河流干涸、淤塞、泛滥、改道等可怕前景,长时期牵扯更多资源投向上述问题的解决。

  全书第二部分讲述了嘉兴、贵州、遵化三个不同区位、自然环境的地区的环境史,透过这三个地区案例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各时期的环境演化。嘉兴临近中国的东海岸,地处江南,物产富饶,有鱼米之乡之称,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生态资源富足的地区最后变成一个有着超集约化的园圃式农业与手工业的资源紧张的复合区,生态承载压力不断加大。贵州地处西南内陆,至明代仍处于汉族拓殖的边界,许多少数民族仍保留着较为传统的耕作方式,同样经过了一个开发/环境破坏的过程。而在遵化,历代历史记载的农耕、畜牧与林地情况各异,金朝时尚分布着的大量森林,到了清代已不复存在,很显然是垦荒的代价。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试图阐释古代中国人如何理解自然,如何加工和分析自然题材的艺术、事物,并因此形成对环境的认识,如何将环境观与道德观念相整合等命题。书作者通过王羲之的一组诗文分析指出,古代中国人的自然观念处于相对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认为自然不是某种超然存在的意象,而是超然之力本身的一部分,智者要做的是效法、遵从自然;另一方面则非常热衷以人力来驯化、改造和利用自然,未能意识到这些行动造成大象等动植物的不断退却。伊懋可接下来还谈到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分析指出诗文中蕴含的环境观念。

  毫无疑问,《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道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发育发展的真实代价,即为了提高这片土地的人口和社会养育水平,一步步逼退大象等原先活跃在东西南北各地的生物,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持续开发,创造了惊人的物质文化成果,也因此让后来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资源紧缺与环境承载力高度紧张的困惑。我们依然需要为我们的前人,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但必须充分意识到过去的发展让我们失掉了什么,有哪些代价,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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