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费尔德科舍 弗洛里安·胡伯 伊莎贝拉·莫德

　　美联储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银行之一，而其最内部权势最大的部门则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会的八名成员每年召开8次会议来决定（主要是通过设定利率的方式）这个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上次美联储调高利率的时候还是2006年，但随后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增长乏力，使其及各国央行只得将实际利率降为零并实施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将货币注入各发达经济体。

　　但就在今年，也就是2007年以来首次，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同时出现了增长——包括美国。而这也意味着在资产泡沫的阴影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某个时点决定调高美国的利率。这或许会（或者不会，取决于当时的时机）有益于美国经济，但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研究发现，为何全球各地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会对此忐忑不安。在2013年中，当美联储宣布将逐渐减少其非常规货币政策手段（例如大规模购买有抵押证券）之时，新兴市场立刻爆发了大规模资金外流。换言之，就算美联储只是暗示会在未来的会议中收紧政策，人们也会预期会对世界GDP产生中期负面效应，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工业国都概莫能外。

　　自从美联储开始收紧其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外界就持续怀疑前者的宽松货币政策将在何时终结。市场参与者中无论是放贷者还是借贷者，都知道这些“快钱”迟早要收回。他们发现在三次大规模资产收购之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是2007年的四倍，在2015年达到了4.5万亿美元。

　　然而在猜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意图之时，也一定要记住美联储的任务就是推动美国的国家经济目标。这意味着它不仅仅要考虑合适的通胀率（目标是每年2%），还得顾及劳动力市场，以及其判断的全球影响。

　　这也是为何美联储在2013年中关于逐渐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讲话在投资者中引发了一个所谓“减债恐慌”，导致全球流动性大减以及对新兴市场的负面情绪。如今问题在于公开市场委员对联邦基金利率（各银行互相拆借自身在美联储存款的隔夜利率）的变更会否存在类似（或者实际上更糟糕）的效应。

　　为了缩小自身与公众之间对经济的预期差异，美联储公布了每位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几年的预期利率范围。一位对美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预期的委员将会预计联邦基金利率上升；而持悲观态度的则会让更长时期内的利率接近零。

　　利用美联储在3月公布的信息，我们设想了两个情境：“发射”是基于最大的预期利率，而“延迟发射”则基于最低预期。为了研究对美国之外地区GDP、消费者指数，汇率和利率的影响，我们将这两大情境应用在占全球产出90%的36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身上。

　　试想如果在2017年联邦基金利率被阶段性调高到4%，那么除拉丁美洲之外的全球经济增长将在2016年放缓，接着在2017年进一步降速。而这一“发射”情境所带来的累计损失要比尽量减少利率变化的“延迟发射”选项在未来几年内造成的任何GDP损失都大十倍。

　　我们的研究证明，美联储的任何货币紧缩都将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影响，但程度会有所不同。那些在“减债恐慌”中受灾最重的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巴西，印尼和土耳其——必定将再次受灾。但最大的负面效应将出现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这类与美国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国家，或者是德国、日本和新加坡这类深度整合进全球经济的国家。

　　换言之，虽然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其对资本流的依赖，会在美国货币政策逐渐恢复“常态”后面临风险，但发达国家也不太可能置身事外。

　　（马丁·费尔德科舍是奥地利国民银行外国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弗洛里安·胡伯和伊莎贝拉·莫德同为奥地利国民银行外国研究部经济学家。本文版权属于 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