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旼旼

　　“美国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二十年前这或许不是一个问题，但如今，这对美国人来说成了一个大问题。

　　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今年刚出版的新书《和中国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中写道，“中国既让人担忧，又同样让人敬畏”。如何和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打交道，这是一个美国尚不熟悉却又相当紧迫的问题。

　　可以说，保尔森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他和中国高层的交往，在美国除了基辛格之外无人出其右。这位原高盛首席执行官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出任财政部长，和中国三任最高领导人有过交往，也是中美间最高级别对话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的发起人之一，退休后他在芝加哥大学创立保尔森研究所，专注于中美合作的研究，至今仍频繁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保尔森的商业背景，以及他身为财长期间和中国合作应对危机的经历，使得他在美国算得上亲华派，即强调合作共赢而非对抗压制。但面对今天的情况，他坦言，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他4月中旬在亚洲协会推介他新书时说，过去相信中国崛起有利于美国的人现在开始产生怀疑了，“我没说共识已被打破，但正在磨损”。

　　亚投行的成功，令美国智识界和决策层爆发了巨大的危机意识：中国是否正在超越美国？中国是否试图颠覆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不同的答案导向不同的外交政策。鸽派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但综合实力和美国依然有很大差距；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中国更多是被动应对（reactive），美国应当继续对中国实施怀柔政策（engagement）；而鹰派则认为，中国的经济硬实力即将超过美国；中国正试图重写二战后美国奠定的国际秩序，中国更加自信的外交动机是进攻性的（aggressive）美国应当采取遏制中国（containment）的策略。

　　保尔森认为，美国依然是领导者，中国通过发挥经济、贸易和投资实力来建立影响力只是为了保障其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不应该将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挑战国际秩序的举动，美国应当加强和中国的双边合作，并且在当下的国际秩序中“努力为中国找到更好的坐席”。可以说，保尔森的基本观点和过去很多年美国的实际对华政策比较相符：寻求中美在双边和多边事务中的广泛合作，将中国纳入现有国际体系并鼓励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概括来说这是一种以接触、交流、合作为手段的怀柔政策。

　　这一政策选择既是一种务实态度，同时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学理解释。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著名教授傅泰林（Taylor Fravel）的多项研究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是有限的，即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内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因此中国的政策更多是其不安全感造成的“被动应对”。普林斯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原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汀森则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国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其实只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而非挑战美国，因此美国应当采取安抚（reassurance)而非遏制政策。

　　不过，随着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越来越强，近年来美国国内的鹰派声音也越来越多。原美国国防部高官、五角大楼顾问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今年初出版了一本争议极大的书《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他在这本书中提出，长久以来中国都存在一个针对美国的“战略忽悠计划”（Strategic Deception Program），即通过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中国穷困、落后、不关心外界的形象，对美国历届政府进行欺骗，实现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系统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替代。

　　虽然，白邦瑞的论调在美国也算得上相当异类，但他所代表的对中国战略目的怀疑态度却大有市场。即便是夏伟（Orville Schell）这样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中国通近年来也越来越流露出担忧情绪。他去年在陪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后，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颇多怨言的长篇文章，认为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之后，甚至已经开始事实上放弃了“和平崛起”的传统策略。

　　对美国的智识阶层来说，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如果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令他们开始反思美国衰落，那么如今他们更多开始思考中国崛起。不过，将中国当成靶子，却并不能解决美国领导力下降的问题。保尔森就说道：“把中国当作替罪羔羊并不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或是民主党指责共和党，共和党指责民主党，我们喜欢找替罪羔羊。但是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的体制却是无法掩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