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娜

　　在一些人眼中，“融入世界”这个词似乎已经有些过时了。甚至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融入世界”的阶段已完成，现在到了“中国即世界”或者“世界适应中国”的时候了。

　　果真如此么？

　　且不说尚有数亿国人不懂外语、从未走出过国门，也不必说在海外被讽为“会走路的钱包”的中国游客，即便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真正融入世界的也还不算多数。

　　在笔者看来，融入世界有几个层面。

　　首先是商品层面，即贸易融入。这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活跃度不断增加，尤其是加入世纪贸易组织后的这十几年，中国商品对世界的融入是质的飞跃。在商品融入世界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已经足够有说服力。

　　而作为相融的两面，除了商品输出，还意味着输入。在国内超市走一走，越来越明显的感受到，中国人正在消费全世界的商品，这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吃穿用度，中国人已经相当国际化了，至少在大城市，这样的论断毫不为过。

　　融入世界的第二个层面是投资层面，即资本融入。铜钱无脚，走遍千家。大约十年前，中国企业已经在尝试资本出海，在“走出去”战略下不断在世界试水。但这个阶段真正开始加速是最近几年。中国人买下伦敦，中国人买下纽约，中国人买下世界……此类标题在国际媒体上不时出现。2014年，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即对外投资数额超过了吸引的外资额。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在中国金融外交、“一带一路”等国际大战略的推动下，未来中国资本出海的潮流还会不断涌起。

　　同时，中国仍然是吸引世界资本的最佳目的地之一。无论商品还是资本，进出之间，带动了大量的人员双向、多向流动，中国与世界相融在深度、广度等各个维度上不断拓展。

　　而融入世界的第三个层面，最耗时也是最难的层面在于文化。

　　说到这里，还应该把“融入世界”这个词再阐释一下。在笔者看来，“融入世界”归根结底体现的是一种心态，它需要有物质的基础、语言的基础、自我认知的基础。

　　尽管中国人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的时间已经不短，但比起物质层面的商品和资本，精神层面的文化是最难融入的。

　　也许有人会说，每年不是有那么多留学生吗？海外华人不是也有几千万吗？每月甚至每天在国际和国内不都有很多国际研讨会吗？诚然。但这些仍只是表面。实际上，在语言这道关面前，中国直到如今还远没跨越。

　　很多人喜欢拿中国各地错误百出的英语路标开玩笑，但这些其实只是中国尝试融入世界，或者说国际化的小插曲。令人担忧的是，在知识阶层，中国人与世界的对话往往不在一个频道上。

　　以笔者过去十年参加的大量国际研讨会来看，语言仍是一个障碍。就在几天前，在一个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主题的小型国际高端研讨会上，笔者不免心生感慨。与会十余人，有三位是来自美国的前高官和智库学者，现场本来配有一位非常出色的翻译，但来自中国的几位学者仍愿意用英语来讨论。事实上，这些在国内颇有知名度的学者的英文表达确实很难让人恭维。其问题不仅在于发音、语法错误等技术问题，事实上有几位学者的听力还没过关。没听懂，便很难进行深入的思想碰撞。其实，中国学者只是在努力把自己对亚投行这个大问题的观点用中国式英语说出来，而无法真正与外方学者就细节、技术性内容进行对话和探讨，也没有能力解决对方提出的一连串具体问题。可以想见，这种自说自话式的研讨会，沟通效果依然有限。

　　作为知识人士，肩负着国际的知识与思想交流重任，肩负着培育年轻人的使命，在中国与世界相融的过程中起着尤其特殊的作用。他们也许不像领导人和决策者那样一言九鼎，但却是中外日常交流沟通的最好桥梁。对消除误解、增进互信、收获友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掌握着知识话语权。如果英文不过关，对落实中国领导人所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任务就很难自如。

　　最后谈谈心态。心态是自我认知的体现。随着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姿态日益明显，中国与世界打交道的心态将更加平和。

　　当然世界也在适应中国的相融。十年前，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国际战略家佐利克提出著名的“负责任利益攸关者”一词，一直为国际关系中频繁引用。实际上，美国思想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存在滞后。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搭便车者”，继续敲打中国要增加承担国际责任。

　　而刚刚过去的3月，亚投行成为国际焦点。中国有意担当“建设性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英国《金融时报》一篇评论中把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这位中国现有高官中少有的英文流畅者称为“野蛮人管理者”（Barbarian Handler）。这些词汇本身说明中外认知的差距。中国与世界的深层相融还需要很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