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在总需求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资方面，还有哪些发力点？

　　陈东琪：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要保持投资和经济平稳增长，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扩大国内需求，而最快、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政府公共领域投资规模，从而带动总需求的增加。总体上看，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公共领域的投资需求还很大。

　　今年在总需求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可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按照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战略要求，尽快制定详细规划并安排与之相关的政府投资项目落地。加快落实中央提出的七个重大工程包建设项目，主要包括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健康养老服务、生态环保、清洁能源、农田水利、交通、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尽快启动一批条件成熟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医疗、教育、水利、交通等；尽快制定鼓励政策和措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为民营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投资环境。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偏松操作”？自去年11月份以来，央行已经两度降息。为应对当前经济形势，货币政策应如何进一步调整？

　　陈东琪：作为偏松操作的重要一面，毫无疑问应进一步降息降准，加大货币政策力度。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央行推出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调控措施，并在去年11月和今年2月、3月进行了降息和全面降准的总量操作，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货币信贷。面对通缩形势严峻，经济形势需要更为宽松的调控政策，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货币供给不是“相对充裕”，而是“相对不足”。

　　因此，建议近期继续采取既“调量”又“调价”的组合性货币政策措施，一季度再调减一次存贷款基准利率，调减一次存款准备金率，以应对经济形势不利局面。鉴于前期降息和全面降准政策仍在消化，下一步可保持多次小幅调整。同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新变化，在分析评估前期政策效果基础上，继续做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储备。

　　中国证券报：在新常态下，政府调控“组合拳”与2008-2009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有哪些不同？

　　陈东琪：准确理解“偏松操作”的概念，当前就是要打出政策“组合拳”。回顾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年初的“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转为年末的“扩内需、促增长”，并为此出台了以4万亿投资计划为标志的一揽子政策措施。而目前的经济运行特点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短期经济运行出现CPI破“1”，PPI持续数年负增长，部分地方经济衰退。总量经济增速可能破“7”，与企业生产结构调整、产业和城市经济转型，国内外两个市场关系改变等变化交错、缠绕在一起，产生了近35年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持续共振效应，可能引起增长失速、通货紧缩、失业增加三重结果叠加。在背景复杂、任务多元的形势下，单一措施作用有限，需要打出“组合拳”，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结构性、生产性通缩演变为明显通货紧缩和防止经济增速进一步较快下滑。

　　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土地财政风生水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蓬勃发展，并成为货币传导机制的重要一环，加之地方政府对GDP的强烈追求，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明显。目前，随着新《预算法》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整、以及新常态下地方政府GDP偏好减弱，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大大减弱，中央政府政策的作用效应相应减弱。另外，应对危机宽松政策下的产能扩张及随后而来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带给企业深刻教训，企业行为理性化程度提高。

　　随着投融资体制、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财税体制等改革的不断深入，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迅速下降，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能力明显减弱，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取得明显进展，使得无论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是投资政策，其作用和实现方式发生改变。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是引导和改变市场预期，调动民营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保持经济合理增长的过程中实现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实施4万亿投资计划时，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向私营部门开放十分有限，以至于产生了政府投资“挤出效应”，同期私营部门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个数明显下降。因此，本轮“组合拳”不是政府直接在微观领域做什么、做多少，而主要是通过调整参数、改变信号，加上“四两拨千斤”的直接投资，来激活市场，引导预期，促进景气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