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端视野

　　●在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主导向重化工业主导的转换，经济增长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为显著，只有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降低的。

　　●当中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消费仍远离现代化水平之外的时候，认为中国的传统产业已经严重过剩而要“去产能化”，把主要精力放在只为满足少数高收入人口消费所需要的产业升级上面，已经不仅是经济失误。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当前对宏观运行状态的最大争论，就是已经持续了四年的经济增速下行趋势，特别是去年以来的显著下滑，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状态。

　　增速下行应出现在“后工业化”阶段

　　认为经济增速下行是正常的观点认为，经济下行是动力转化、结构升级，是增速换挡带来的正常变化。因为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长也已经持续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这么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不用担心经济减速会导致宏观风险，更不是走向危机，而是当下行到一定水平后就会自然停下来，经济下行的底部应该是7%左右，是中速增长水平，当前的持续经济下行，是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转换。上述认识可称为“中速增长理论”。

　　笔者认为，持续经济增速下行是在走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并且多次写文章批驳“中速增长理论”。产业发展理论说明，在特定历史阶段内，使用要素最多从而提供产出最多的部门，与人均收入水平是有着明确对应关系。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由农业、工业与服务业这三大产业构成，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也会发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性变化。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长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移变化中，经济增长率是提升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主导向重化工业主导的转换，经济增长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的最为显著，只有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降低的。

　　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文·托夫勒在他的名著《大趋势》中曾说，1956年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在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工人”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人数。即服务产业就业人数超过了农业与工业这两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这是美国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要标志，而这一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2500美元。实际上，美国在其后十几年中仍然保持了5%左右的高增长率。之所以说5%是美国经济的“高增长率”，是因为在1956年之前长达30年的美国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3.6%，而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才逐渐过渡到今天这样的3%左右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水平。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英、法、德、意、日，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亚洲四小龙”等主要市场经济体，也陆续完成了工业化，也出现了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物质产业，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的情况，而这些经济体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时点，都是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

　　“中速增长理论”错在哪

　　笔者之所以不能同意所谓的“中速增长理论”，是因为四个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发展阶段转换的确会带来增长速度变化，但转换中出现减速，只出现在从工业主导增长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这个特殊阶段。既然如此，那么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任务是否已经完成？因为中国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达8.9亿，统计的城市人口虽然高达7.5亿，其中却有3亿常住人口是农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之巨，这种情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2014年农民人均收入虽然已超万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来上升了60%的农村物价指数后，去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也就刚过1000美元，这是新千年之始城市居民的水平。而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3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也只是初步解决了4.5亿城市人口的生活现代化问题。如果中国的主体人口还在1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后还会有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中国经济怎么就会结束了高速增长期？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都是对应着总数不足5亿的城市人口需求。拿过剩最显著的钢铁产业来说，虽然去年钢产量已超8亿吨，但人均刚刚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都是人均1吨产能的时候才实现了工业化。所以，由于“中速增长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这与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是严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会说，美国是在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欧、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到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那中国目前已经超7000美元，已是日欧上世纪70年代水平的翻番，为何不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了？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而二战后的70年间，美国通胀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会贬值30%。所以若按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是刚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抛开复杂的通胀因素，我们只看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因为发达国家在向服务业主导增长时代转换的时候，服务业就业比重都无一例外地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比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发生在2011年，当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过去两年的趋势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刚刚超越40%，这样的就业结构，尚不能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完成期。

　　第三，如果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正常过渡，则经济指标的变化也应该处在正常状态，正像人从中年向老年过渡一样，如果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人不应该感到明显不适。但是过去四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却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经济“病症”，如企业利润严重下跌、铁路货运量猛烈下跌、PPI显著下降、M1增速显著放缓、发电量跌入历史低谷，以及产能利用率的持续大幅下降等，所有这些指标变动方向，无一可证明中国经济目前是处在正常变化范畴，而是明确表现出生产过剩的特征。

　　第四，还有一种解释，叫“旧力已尽，新力未生”，是指由于中国经济处在结构升级期，相对于原有供给结构的消费需求已经消失，但新消费却因产业升级需要一个时期而不能满足，所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长在这个特定时期都会慢下来。初看起来这个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实在不禁一驳。发展经济学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因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技术复杂程度更高的产品的消费需求。在中国，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家庭耐用消费品从上世纪80年代百元单件级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向家用电器等千元单件级，乃至新世纪初向住房与汽车等万元以上单件级的过渡。但中国直到目前还有8亿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消费还停留在千元单件级阶段，而远没有进入到万元、十万元乃至百万元阶段。拿家庭汽车来说，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量为26辆，但即使在广东和浙江这样农村经济发达的省份，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量也没超过10台。实际上，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家庭汽车普及率都已超过50%。拿这个水平衡量，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城市居民，也不能说已经到了消费水平足以带动产业结构出现新升级的时代。

　　显然，所谓“旧力已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中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消费仍远离现代化水平之外的时候，认为中国的传统产业已经严重过剩而要“去产能化”，把主要精力放在只为满足少数高收入人口消费所需要的产业升级上面，已经不仅是经济失误，而是决策失误，因为这种产业升级并不代表着中国主体人口的利益。

　　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中速增长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走不出这些认识误区，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经济增速下行就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