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因为大规模债务、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等问题看起来较为严重，但这些都不是新问题。自1978年以来，上述问题就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中国经济，东亚的其他高增长经济体，如中国台湾、韩国甚至日本，在快速增长时期也无不遇到过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自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7%。而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只花了40年时间完成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这些经济体是如何成功地以快速增长如此长的时间，并克服期间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答案很简单——恢复力（resilience）。

　　经济发展是一个坎坷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风险、成功和失败、外部冲击和内部动荡，其副作用如债务-GDP比率上升和产能过剩等，也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一国不能在新挑战出现时予以充分应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就会停滞下来。比如，许多拉美和南亚国家就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它们没能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模式。

　　相反，东亚经济体不断调整增长战略、持续地进行制度改革。其目的不在于解决直接面临的问题，而在于引导新的效率更高的经济活动，以帮助债务转化为资产，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的产能。

　　从这个角度讲，东亚经济体发生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描述的“创造性破坏”，经济结构从内部不断革命。此外，它们还采取增量改革，以更有活力的新增长源取代效率低下的旧增长源，以加快这一过程。

　　比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实施的提高生产率的农业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受到非农业部门增长刺激，是旨在鼓励乡镇企业的政策的结果。类似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实施刺激更有活力的部门的制度改革，解决了坏账累积和烂尾楼工程问题（分别由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和房地产投资过度导致），从而抵消了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的下降。

　　因此，恢复力已成为政府和市场互动的特征。事实上，按照已故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的说法，政策和市场制度的互动动态（interactive dynamic）是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关键。比如，由地方机构所推动的财政分散化帮助刺激了地区竞争，维持了日益市场化的经济环境。

　　这一互动动态也反映在产业政策的形成中。在中国，尽管生机勃勃的小制造商集群不断繁荣，但决策者采取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措施相对较少。于是市场机构指导了这一过程，确保它们在不断扩大的产业部门中扮演关键角色。

　　东亚的另一个恢复力来源是地方政府。首先，它们负责公共资本支出，推动中国实体基础设施的改善，并给私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这有利于帮助地方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实现成长和繁荣的目标，地方政府还帮助企业得以进入全球供给链。

　　最后，地方政府表现出愿意支持制度创新。这能带来解决地方层面结构挑战所需要的灵活性，从而防止它们阻碍增长。

　　在经历了三年的增长放缓和债务增加后，中国再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幸运的是，它似乎正在选择灵活和调整之路，追求一个宏大的改革计划，我们希望这能让中国更加接近并最终迈过高收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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