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十年”，这是记者在温州调研时从多位企业家、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上世纪90年代，温州制造业之所以突飞猛进，主要是体制上的先发优势。但是2000年之后，温州的这种先发优势已经丧失。在先发优势丧失后，温州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优势，我们的制造业还是低端制造业，价格便宜，档次低。我们有些鞋企号称专卖店开到了美国，结果我去曼哈顿一看，其实就是跳蚤市场里的一个小门脸而已，我们自以为很高档的产品在人家那里其实就是地摊货。过去十年，我们的制造业一直没有实现转型升级，真的是失去的十年。”周德文表示。

　　温州GDP增速的相对停滞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早在2003年，温州GDP增速便已经在浙江省内滑落至倒数第一名，这种局面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一直没有改观。2014年前三季度，温州市GDP增长6.9%，低于浙江全省7.4%平均水平，继续名列全省倒数第一。

　　温州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一力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的十年，温州起码错过了两次转型升级的良机：一是本世纪初，在先发优势丧失后，温州没有及时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升级以建立起新的优势；二是2008年4万亿计划推出后，温州没有把钱投入到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中去，再次痛失良机。

　　不动产投资的诱惑无疑是温州错失转型升级良机的主要原因。知名财经评论家郑荣华认为，温州凭借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特色被称为“温州模式”，而后逐步被以资本投资、民间拆借为主导的“新温州模式”所替代，大量私营业主纷纷从传统行业转入资本投资领域，传统制造业因利润不高而被抛弃，导致产业升级动力不强，从而失去竞争优势。

　　提出浙商概念的第一人、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十年前的那次错失良机尤为让人痛心，“我觉得转型升级的时机是很重要的，十年前大环境还好的时候，融资容易、招工容易、销售容易、利润也可以，那个时候没有进行转型升级，现在对温州来说，转型升级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本是温州制造业实现自我救赎的重要机会，但无奈再次失之交臂。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也遗憾地表示，“在历史上，温州多次错过了转型的机遇期。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如果不是大力度出台经济刺激政策，而是继续倒逼，那么温州经济中的泡沫会提早挤压。而突然注入强心剂后，刺激了一时的活跃，却埋下危机。”

　　两次痛失良机后，温州本身固有的一些劣势被暴露出来，甚至以前得以快速发展的优势反过来成为制约发展的劣势，最直观的则要数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自然环境。

　　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商贸发达，温州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这些市场不是兴起于城镇中心，而是交通不便的水湾乡村。温州研究学者、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称之为“边区效应”：“温州十大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在那些地方，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否则，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

　　时过境迁，温州的地理环境却成为限制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温州经信委为中国证券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全市工业用地出让仅3928亩，完成率近49%，离8000亩的年度目标还有较大差距，省国土厅对低效用地再开发还没有实质性的操作方案，一批重大项目因缺乏用地指标推迟了进度。

　　同时，在过去的十余年间，温州其他方面的发展也陷入相对停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温州这些年在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发展都相对滞后，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来看，温州在浙江省内的经济总量是正的第三位，但社会、教育、科技等方面却是倒数第三第四位的，经济和社会的错位一直没能纠正，技术和人才都缺乏积累，也就不足以支撑转型升级。”张一力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马名杰最近发布的报告《从温州产业升级看区域创新资源的重要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上述观点。在这份报告中，马名杰指出，本地创新资源不能满足企业升级的需要是温州产业升级难的重要原因。过去十年间，温州当地创新资源有所增加，但仍难以支撑产业升级，集聚创新要素的能力也相对下降。本地资源的匮乏不仅导致企业将中高端生产活动甚至整体迁移至创新资源富足地区，也增加了多数企业的创新成本，延缓升级进程。

　　“两次错失转型升级的良机后，温州制造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转型升级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在全球化产业分工时代，现在孟加拉的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百块钱，而我们三四千都不止，我们怎么跟人家竞争？所以要使人力成本上的差距不成为竞争上的差距，温州就必须对传统的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杨轶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