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倪铭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员刘培林22日在2014年中国证券业金牛分析师颁奖典礼后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还未走完追赶周期。中国经济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寻找新动力，并让那些失去生命力的产业平稳退出，为创新产业腾出空间。

　　此外，在追赶周期后半段，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着力于为经济托底，防止经济“自由落体”，为创新赢得空间。

　　通过改革创新打造新增长平台

　　中国证券报：追赶周期最重要特点是什么？中国的增长历程和追赶周期吻合吗？

　　刘培林：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周期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分布呈现倒U型轨迹；起飞之后会经历为期20-30年的物质资本快速积累的平台期，且在这个平台期资本产出效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在追赶周期的早期产业结构变化更多呈现“创造性创造”，追赶周期的后期将更多呈现“创造性破坏”。追赶周期不能够被熨平，也不应该被熨平，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后发国家所必须追求的周期。中国过去的增长历程，吻合于追赶周期。但是中国尚未走完追赶周期。

　　中国证券报：你刚刚提到，中国还未走完追赶周期。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处于追赶周期的哪个阶段？

　　刘培林：不少因素，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投资回报率明显降低的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大体上经历了经济起飞和高速追赶的平台期，目前正处于由平台期向中低速增长过渡的时期，或者说中国进入了追赶周期的后半段。如果把高经济增速、高速物质资本积累和高资本产出效率为特点的平台期称为“旧常态”的话，那么，我个人理解目前的“新常态”，可以说处于高速追赶平台期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阶段。不过，增速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变化，都不是坏事，是经济逐步向成熟迈进的表现。

　　新常态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而且经济结构也发生变化。我想强调的是，在新常态下转向创新驱动，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革，才能打造出创新驱动的新增长动力。与此同时，还需要让那些失去生命力的产业平稳退出。平稳退出并不容易，需要把握节奏，拿捏平衡，避免对就业和财政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冲击。

　　加大高质量设备投资

　　中国证券报：投资在追赶周期中发挥什么作用？中国投资驱动还能持续多久？

　　刘培林：投资在整个追赶周期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技术追赶基本上都需要物化的投资实现。追赶周期的后半段应该还会有大量投资，但不是高速追赶平台期那种简单技术模仿驱动的投资，而是新技术突破驱动的更高质量的投资。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未来应该着力推动制造业设备升级投资作为新的增长点。虽然它不能彻底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但却有助于提升有效供给和生产率。这是日本的一条重要经验。另外，我国服务业和人力资本投资也应得到提升。

　　防止经济“自由落体”

　　中国证券报：刚才提到，不能用传统的反周期政策对待追赶周期。在这样一个周期里，宏观调控发挥什么作用？

　　刘培林：现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对经济进行过度刺激，而是让经济顺应规律实现增速换挡。需要强调的是，在高速追赶平台期向追赶周期的后半段过渡时，市场预期容易出现过度悲观的反应，加之实体经济中一些复杂因素的影响，如果管理不好，会出现增速脱离追赶周期的应有轨道，出现“自由落体”式的增速下滑，导致大量失业和巨大金融风险等被动局面。

　　目前的宏观调控思路，我个人理解主旨是为经济托底，防止经济脱轨，从而为创新赢得空间。经济脱轨不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应该说，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其他经济政策，大体上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不少地方和行业转型升级的成效，正在显现出来。

　　中国证券报：追赶周期的后半段如何做到“平稳破坏”和“原始创新”？

　　刘培林：做到这两点都不容易。平稳破坏，需要让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退出，不招致过度抵制，且不触发经济金融风险，为创新产业腾挪空间。这需要夯实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要素市场流动性等综合性措施。

　　原始创新，是无中生有，是靠人来完成的。促进我国创新，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十三亿人当中具有企业家潜能和创新潜能的人都激活。我个人的观察是，人才是“放养”出来的而不是培养出来的。激活企业家潜能和创新潜能，需要一系列条件，要有鼓励实践和试错、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实践和试错活动的产权归属要有保障，要有足够的社会流动性为创业创新提供自由的空间，要有精心设计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