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指标仍比较健康，是否可以认为，即使不通过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对就业仍不必担忧？

　　蔡昉：从短期看，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人们常说“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压力”，这完全是习惯性说法，想当然而已，并没有统计数据予以支持。现在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的水平，减去约4.1%的自然失业率，可以得到周期性失业率不足1个百分点。我们的一项调查显示，城镇调查失业率比官方数据更低，甚至有可能目前完全不存在周期性失业。这是因为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并不是经济周期。从实际情况看，劳动力市场最主要的表现还是招工难，最近一两个季度大学生的结构性就业难也出现了一定缓和。

　　不过，短期不存在就业压力并不意味着长期没有就业风险。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太旺盛会导致学习和接受教育的意愿降低，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工资的趋同意味着教育的回报率下降，转换成老百姓的反应就是“读书无用论”。未来，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会越来越快，第二产业资本密集型岗位和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岗位会要求更高的受教育年限，农民工必须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两年至四年的教育水平才能满足需要。“百年树人”并不仅仅是个比喻，过去20年，中国教育经历了普九和扩招，但全部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仅提高了2.7年。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将来遇到的问题会很严峻。

　　当前，与政策刺激相关的行业尤其是基建类行业的农民工就业较为集中，但这些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甚至泡沫的风险，将来很多人会面临周期性失业。而欧洲的经验显示，周期性失业接下来就转变为结构性失业，如西班牙的建筑行业在90年代得到大发展，年轻人受教育积极性降低，结果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即使其他行业有所恢复，劳动者素质不能适应，导致高达50%的青年失业率。让农民工自己预见这个问题并不现实，政府要替他们着想，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其人力资本。

　　中国证券报：是否可以理解为，以就业为名进行的政策刺激可能带来更大的就业问题？

　　蔡昉：由于目前没有明显的周期性失业，政策刺激产生的就业则会产生过犹不及的效果。结构性的就业问题是存在的，也需要积极应对，但不能靠总量政策来解决。

　　中国证券报：有报道称，在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中，将有600多所国家普通高等院校转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这能否有效应对当前的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题？

　　蔡昉：很显然，这是要应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这种做法可以尝试，但是否要有这么大的动作，值得商榷。一个这样做的理由或许是：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与大学生相比，就业率要高得多。但是从两方面看，这两者之间是不可比的。一方面，读职业教育的学生就业预期入学时已经定位了，即就是要做一个熟练工人，就业自然不会差。而普通高校的学生定位是更有创造性的岗位，与目前产业结构有一定矛盾，但未来呢？我们不可能永远是产品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学职业教育的学生往往只是把职业学校当成一个职介单位，现实中很多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时候就大量使用职业学校的学生，有些工人还不到就业年龄，给的工资并不高，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还被学校拿走了，所以职业学校的学生并不一定就拥有很好的技能。

　　从国外经验看，有些国家如德国依靠职业教育立国，但是其制造业是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发展，并缓慢向前进步，技能相对稳定。而中国的产业结构处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过程中，所需技能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而不断更新的变化速度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换句话说，如果普通大学难以实现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谁能保证职业学校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都无法预期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更侧重通识教育，教给学生就业的软技能，掌握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和知识。所以从长期来看，普通大学比职业学校的就业风险要小得多。日本也出现过类似我们今天大学生就业难、质量下降的问题，政府遭到批评并顺从民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不同的教育模式之间应当取得一个平衡，但不可矫枉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