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M·莱因哈特与肯尼斯·S·罗格夫两位学者在对800年间亚、非、欧66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史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无论每次金融危机看起来多么与众不同，但其实并“没什么不一样”。我在考察美国次贷危机的过程中，也经常有同感。其中得出的一些观察结论，并非次贷危机独有。它们或隐或现于历史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金融危机背后，或许体现了金融危机的共性规律。

　　第一，金融危机总是不可避免、周而复始地发生。观察西方经济发展史，经济周期必然伴随着不同程度与范围的金融危机。2007年次贷危机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都发生于重大技术革命之后，承接了技术长周期推动的经济繁荣之后的必然收缩，体现了生产要素周期性变革的深层影响。政府交替与政策更迭带有周期性特征，公共政策很难超脱当时的经济情景和舆论民意，通常倾向于短期化，金融监管政策也经常在强化和放松之间周期性摇摆。如果更深刻地考察，金融危机根植于人类的本能缺陷。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恐惧、健忘、侥幸与群体性盲目，使经济金融活动无论涨跌永远都会过头，所谓的理性运行总是遥不可及。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总结说，金融危机无法避免，在一段持续的繁荣期后，人类本性总是会重蹈过度投机的覆辙。因此，不要幻想消灭危机，也不必害怕危机，最重要的是做好应对准备。

　　第二，资产的流动性强弱决定了经济危机周期的长短与频率。资产泡沫是金融危机从不缺席的前奏。大萧条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1920-1929年经历了为期10年的暴涨。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市场在1991-2009年用了近20年的时间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周期。再拉远一点儿看，尽管郁金香泡沫投机癫狂的时间只有两三年，但从16世纪末郁金香泡沫的积累开始算起到1637年泡沫破灭，历时近40年。一个浅显的考察结论是，标的资产流动性越强，泡沫形成的速度越快，周期相对越短，反之则周期越长。货币、股票等流动性强的资产小周期通常为3-5年，大周期则在10年左右；大宗商品、房地产等流动性也较强，小周期为5-10年，大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艺术品与稀有商品流动性较弱，小周期为10-20年，大周期通常在30年左右。同时，泡沫的形成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货币供应量、利率政策密切相关，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大大加速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破灭。

　　第三，金融危机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关联性与系统性。尽管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始于不起眼的偶发事件，但任何危机都不是单一因素就可以完全解释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涉及宏观政策、市场监管、行业风控、参与者行为心理等一系列因素。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高度关联，而且传染极快。个别金融机构发生风险，必然影响交易对手、客户和其他类似机构的心理，往往由慢到快、由小到大迅速扩展。一旦牵涉具有广泛关联的大型金融机构，就会对原本脆弱的市场心理造成巨大影响，市场运行机制与市场恐慌心理相互强化，加剧金融市场动荡，放大市场风险，最终形成系统性、全面性危机。因此必须学会观察和把握金融风险的系统性与关联性，当重要个体发生风险时尽早救助流动性，切断危机信息在金融机构间的传播渠道，避免系统性的金融恐惧引发全面风险。

　　第四，市场出清速度决定金融危机时长与复苏能力。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在应对政策和改革措施等方面存在多种选择。只有决策迅速、行事果断、执行有力的政府及时采取破产重整、政府接管、并购重组等方式，真正做到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第一时间处理爆发风险的金融机构，才能避免风险“毒瘤”的持续恶化和扩散，赢得金融体系的复苏和新生。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及时推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来购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直接注资接管“两房”，推动金融机构收购贝尔斯登、美林证券，为包括雷曼兄弟在内的众多机构申请破产保护提供支持。尽管部分举措广受争议，但这一系列政府行动及时利落地处置了问题机构，提振了市场信心，抑制了风险扩散，对于美国金融体系尽快摆脱危机泥潭、实现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反观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政府反应迟缓，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相对保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采取了掩盖、拖延的态度，对于已经陷入瘫痪的金融机构，不断打“吊瓶”以防止其破产，没有及时彻底出清不良资产，出现了大量效率极为低下的“僵尸银行”及“僵尸企业”，加剧了经济衰落，最终酿成“失落的20年”的苦果。

　　第五，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大有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但通过深化对金融危机共性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政府可以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预见性与有效性。政府可以建立预警防范机制，做好应对危机的政策储备，引导市场预期，缓解社会恐慌；果断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切断危机的关联及传染渠道，减弱危机强度；通过临时监管干预以及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工具拖延或转移危机，以争取时间和空间。次贷危机爆发后，作为研究美国大萧条的资深专家，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吸取大萧条中政府应对的经验教训，倡导积极货币政策，通过四轮量化宽松政策为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同时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等人创造性地规划和实施了一系列危机救助方案，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取得了积极效果。大萧条期间，道琼斯指数花了26年才回到危机前水平；次贷危机后，道琼斯指数仅用了5年就走出阴霾，并创下历史新高。这说明政府的有效应对可以减小危机损害，使经济金融体系更快地应对危机冲击并恢复生机与活力。

　　第六，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大萧条后，美国政府重拳出击，严厉整顿银行和证券业体系，确立了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本框架，为美国金融体系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特别是《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出台，被视为继大萧条时期《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颁布以来对美国金融业影响最深远的监管改革法案，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正。美国谚语说：“没有彻底坏掉之前，就不要修理。”危机产生的巨大损害与冲击，倒逼政府决策部门、市场主体、社会民众避开政策立场分歧、意识形态纠缠、政治利益考量，从切肤之痛中形成推动改革的强烈意愿和共识，迅速推进平时举步维艰的改革。只有伤得越深，改革才能越坚决、越彻底。一旦危机平复，政府及社会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各方分歧牵制决策，改革阻力重新加大，社会矛盾及问题也会延迟解决。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危机是改革的最佳助推器，危机时期是推进改革转瞬即逝、不容错失的重要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