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经济发展不仅仅意味着GDP增长，也就是说，增长和发展并非有此即有彼的关系。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人口大国而言，除非改变现有增长战略，以刺激技术进步和制度转型，否则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平心而论，中国的增长战略——受基础设施、低成本制造业出口大规模增长和技术转移推动——已经带来了可观的结构变化。随着劳动力和资本从低生产率部门和地区转移到高生产率经济活动中去，资源配置也变得更有效率，真实工资有所增长，经济结构也得以升级转型。

　　但这只是让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增长战略，无法以同样的增长战略让同一国家从中等收入实现高收入。事实上，有许多国家，由于其决策者没有认识到增长战略的约束条件，并给予足够激励，结果导致经济陷入停滞，受困于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也许这一规律最令人瞩目的例外就在亚洲，四个经济体——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通过改变增长战略成功地应对了外部危机和挑战。对中国来说，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前的增长战略一直效仿以上四个经济体，但现在也迫切需要类似的转变。

　　已故的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在20年前观察道，成功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避免思维僵化”。对中国决策者来说，这意味在基本思维形成顽固惯性、并破坏中国发展前景之前，就抛弃它们。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对出口战略的长期依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几乎所有增长战略都可以归结为贸易战略。但中国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存在极限，并且已快接近极限。除非很快采取变化，否则作为这一模式基础的外汇机制和资本管制，将会变得过于根深蒂固，调整的机会窗口也会错失。

　　另一个风险是继续推延开放服务部门的措施，包括金融、保险、批发和零售贸易、物流等诸领域，以期望经济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开放服务部门的措施很难赢得支持，特别是与旨在提振制造业的政策相比，因此需要中国政府的大决心。在这方面，日本曾经欲开放服务部门而失败，结果掣肘了其调整经济结构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的能力。

　　阻碍未来前景的最后一种思维是认为转型会破坏社会秩序。东亚经济体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主要智慧之一是经济发展会导致制度完善，而不是相反。

　　简言之，中国后续发展的最大风险不是危机，而是有没有认识到扬弃目前为止一直成功的增长战略的必要性。事实上，危机或许利大于弊，因此近几年来的信用高速扩张可能引发债务危机，或者房地产部门眼看就要崩溃，或许并不那样令人担忧。

　　在理想状况下，这样的危机并不需要。中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减速，这可视为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增长危机，已足以迫使决策层将注意力从支持两位数的年GDP增长率转向调整经济结构。

　　事实上，关于降低中国的出口依赖、开放其服务贸易、吸引更多外资投资于服务部门，以及加速汇率、利率和跨境资本流自由化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了共识，去年的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就是明证。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中指出，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迈向正确方向的步骤，关键是要及时兑现承诺。（本文版权属于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