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婉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盛产木耳，被中国食用菌协会授予“中国黑木耳第一县”称号。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统计，该县木耳产量占到全国的1/6。

　　木耳的种植离不开菌袋，一条条似矿泉水瓶的“营养包”，为木耳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但当生长周期结束，菌袋如何处理？体积虽小，但积少成多，随意丢弃，不仅破坏乡村美景，更严重污染土壤和水源。废弃菌袋治理，成为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

　　“摇钱树”成为污染源

　　东宁县的大肚川河，作为绥芬河的支流，流经俄罗斯境内，最终汇入日本海，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大河”。因为木耳的生长离不开水，所以河两侧常年分布着木耳种植区，这里也是废弃菌袋最多的地方。

　　“你看，那岸边黑白相间的土堆，都是菌袋。”家住河边的李松君说。走近一看，白色是塑料包装，黑色是腐烂后的菌渣，河水流过一座座“菌袋山”，渐渐变成暗红色。“近些年木耳效益好，种植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东宁县东宁镇大城子村村主任潘喜林一大早就出门，指挥清理村路两侧被随意丢弃的菌袋。

　　“由于地少人多，2005年我们请专家考察后，决定发展木耳种植，确实带动了村民致富。”潘喜林介绍，目前大城子村1280户，近九成在种木耳，人均收入2万余元。但当种植规模扩大后，“菌袋成灾。”潘喜林说。

　　在村委会一楼墙上最明显的位置，张贴着《大城子村废弃菌袋回收制度》，规定：擅自丢弃废弃菌袋的罚款1000到5万元不等。“制度已经颁布好久了，但至今还没有罚过款。一是法不责众，大家都丢，罚不过来；二是要让菌袋有稳定的出路，否则罚款了，菌袋也没法处理。”潘喜林建议政府能多招商引资，挖掘废弃菌袋的价值。

　　有制度，但落实困难

　　2012年，东宁县成立废弃菌袋污染治理领导小组，县农业局副局长赵清发任小组办公室主任，他是村民眼中对菌袋治理最热心的人。

　　任职后，他把东宁县的木耳种植区都走了一遍，回来后用“惨不忍睹”形容当时的污染情况。“首先要让污染远离水源地。菌袋酸性很强，对水资源存在威胁。”政府出台文件，让各村建立菌袋集中存放场。2013年大城子村设立了2个堆放场，总共近2万多平方米，但不到3年时间，5米深的场地已经填平。东宁县每年废弃的菌袋约有10亿个，生产是不间断的，但是空间是有限的。”赵清发明白，集中堆放“治标不治本”。

　　“我们没有惩罚手段。”赵清发说，关于菌袋治理的问题他已经记不清和环保局讨论过多少次了。“就应该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但农业部门没有执法的依据。其实在种植木耳的地方，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不过这里更加集中。”

　　去年国家出台了“史上最严”《环保法》，让赵清发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是和环保局的人逐条翻阅后，却依旧没有找到针对农村污染的惩治办法。“罚款都是针对污染企业，针对农村个人的措施却难以落实。”

　　“招商引资，也许能找到出路。凡是说有解决办法的人，我都见。”张清发自己也数不清接待过多少人。

　　靠市场，也有待扶持

　　李松君靠边贸生意起家后，家乡的污染让他看不下去了。3年前，他走了5个省学习将菌袋制成燃料块的技术。目前，他的工厂却难以为继。

　　“为了吸引农民把菌袋运过来，每立方米我付8元钱，但村民每年都要求涨价，运输成本太高。”李松君说，“致命一击是煤炭价格的下跌，我回收、烘干、加工、包装的成本每吨约为500元，但县里煤炭价格300多元，燃料块根本卖不出去。”李松君的厂房已经摆上了玉米烘干架，做好转行准备的他，却遇到了另一个决定解决菌袋问题的人。

　　冯桂焕也生长在绥芬河旁，随处可见的菌袋，让她觉得不能再等了。“我是种地出身，我对土地有感情。”成功经营一家炭厂的冯桂焕另外成立了生物技术公司，引进了韩国的技术，决定用废弃菌袋制作有机肥。“菌渣里的木屑、麸皮，都是很好的有机质原料，与我之前的炭厂提取的木醋液与菌渣耦合后，还可以消毒杀菌、提高肥力。”冯桂焕说。去年实验生产的有机肥送检后显示，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在北京召开的论证会也让她兴奋不已：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此项目的可行性。

　　如今，厂房坐落在冯桂焕的家乡绥芬河，占地2.6万平方米，运行后一年可生产30万吨生物有机肥，消化菌袋24万吨，近5亿袋，辐射范围包括东宁等周边地区。

　　然而冯桂焕也有种种担心，如果政府在废弃菌袋收集方面政策支持不足，企业同样难以承受高企的运输、人工收集成本。“要将废弃菌袋作为有用资源看待。短时间不能进行处理的废弃菌袋，要集中储存起来，方便以后有技术能力的企业将其‘变废为宝’”。在东宁县农业局制定的《菌袋治理方案》中提到。

　　李松君说，自己的厂房可以成为冯大姐的一个菌袋回收点，“不用赚钱，不赔钱我就继续干，环境好了，就是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