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广告法第26条就规定了，房地产广告不得做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何况是政府拿公信力托底的“理念宣传”？

　　据报道，江西省近日召开全省房管局长座谈会，全面部署房地产去库存工作。鼓励农民买房本很常见，但该省要求各地市“要广泛宣传去库存政策，形成共识，宣传‘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在农村建房是贬值’的理念”，引发广泛争议。

　　“在城市购房是升值”若是出自开发商之口，那只是种营销策略，可它却是出自当地政府部门的“理念宣传”中，这无疑有角色错位之嫌：广告法第26条就规定了，房地产广告不得做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何况是政府？

　　平心而论，当地政府要求宣传“升值VS贬值”论，也有其现实背景：时下很多地方都面临高企的库存压力，也在积极出台放开限购、提高贷款额度等政策。饶是如此，那些三四线城市的去库存压力，因一线城市对人口、资金的“虹吸”而显得越发急迫。像江西，2015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1496.1万平方米，增长26.8%。鼓励农民别在农村建房而在城市买房，正是在这种急症压力下的应激思路体现。

　　但这样的应激思路合适与否，就要另当别论了。要知道，以政府信用托底的“宣传理念”，其本质就是拿公信力为其张目：原本很多人在做决策时，会进行对比询价、根据自己的需求作出预期和判断，可政府方面吭声后，有些农民可能不认为这是“广告”，更相信这是政策动向，认为政府会通过行政手段保证房产价值只升不降。

　　这样的保值增值宣传，注定有违行政伦理。楼市价格有其自身的价值规律，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才能真正决定房价的涨跌保值与否。作为政府部门，盲目的理念宣传也是另一种“价格干预”，它并不可取。尽管说，“在农村建房是贬值”乍看上去有其道理——在当下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建房的资产效益是日渐衰减的，可对农民群体而言，在哪置房有其复杂考虑，而不会止于单向的投资考量。

　　对政府而言，政府是市场“守夜人”，而不能越俎代庖、亲自上阵打“广告”，宣传“农民在城市购房是升值”，未免逾越了行政职能边界。或许对地方政府来说，比起让农民接盘楼市更重要的，是做好城镇化过程中的福利均等化等工作，如随迁家人、户籍社保、入学就业、社会保障等。若没有户籍、社保制度改革来配套，只指望农民助力化库存，却不给予同等的市民福利保障，显然不妥。

　　而以“升值”宣传或采取“零首付”等政策鼓吹农民进城购房，还存在进一步放大地方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同样的买房，农民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城市阶层，且农民进城后的收入非常不稳定，能不能支撑起房贷，都要打上个问号。在个人征信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断供弃供，承担坏账风险的就只能是银行。去库存的本意之一，就是化解长期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债务高企困局，而上述做法可能与其相悖。

　　说到底，农民该在城里买房还是村里建房，有其远超“价值属性”的考量，对其引导时，也理应着眼于“人”本身，而非将他们视做去库存下的工具。这样才能免于政策话语误导，也才契合长远的去库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