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看台

　　北京延庆区的佛爷顶气象站，海拔1224.7米，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有人值守气象站。韩文兴21岁开始上山，今年45岁，是在这工作时间最长的测报员，之前十几个除夕都是一个人在这样的守候中度过的……

　　故事

　　地理上，这里自古是军事要塞；气象上，观测站处在850百帕范围，北京西北上游，对下游北京市的天气预报具有指导意义。

　　1978年建站以来，佛爷顶站一般只有一名气象员值班，原来一班儿半个月，现在一周一轮换。

　　韩文兴1992年刚上山的时候，这里是三间平房，木头门窗，更有“鼠胆包天”钻过他被窝、胳肢窝，跑上他头顶的耗子们。他说那是天太冷，耗子没地儿躲了。

　　“三类艰苦站”名不虚传。夏天打雷，“避雷针尖儿都是通红”。山下看到云，山上就是大雾，潮得只能向电褥子求救。

　　冬天下大雪就封山。今年1月寒潮来袭，北京市内零下1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低到零下30.1摄氏度。

　　2003年房屋改造，卧室、客厅、厨房都有了，“看着像小别墅”，但生活用水还得自己从山下拉上来。

　　之前韩文兴从家骑自行车30－40分钟到山脚下，把车子存在黑峪口老乡家，再从山底下抄小路爬两个多小时上来。后来有了盘山公路，换班儿的时候单位也开始派车接送。

　　今年是他在站上第24个年头，当年同事口中的“小韩”变成了“韩哥”，现在成了“韩叔”。

　　责任

　　“有能见度、温度、风速、风向、地温、降水、气压、积雪……”韩文兴介绍着气象站的观测设备，“后面还有个地基增雪燃烧炉”。

　　平时就是白天每小时巡视一次，但下雪就要加密发报，夜间23点一次，2点一次，5点、6点、7点、8点，再就是11点、14点、17点、20点，连轴转。

　　韩文兴说，这工作就是跟阿拉伯数字0到9打交道，“观测数据不能出错，这关系到天气预报是否准确，这责任……重大！”

　　原来站上的观测靠手抄，用本子记，现在逐步自动化，但是软件、硬件也变复杂了。韩文兴去年大专函授毕业，今年3月开始上大本的函授课，一年两次，一共两年半。

　　讲究

　　韩文兴说自己有两个家，家里一个，站上一个，“也是一个人在这儿吃，在这儿睡，跟家一样嘛。过年，家什么样儿，在这儿还是弄得像家似的。”

　　除夕上午11点，韩文兴贴好福字和对联，又把一个小幅“出门见喜”贴在通向观测台那39级台阶前的石墩上。

　　“贴完对子放挂鞭”是家里的习俗，但山上树多、草多，又是防火期，怎么办？韩文兴把记者带到了气象站的“烟花爆竹指定燃放场所”——煤棚。

　　“咱们在屋里放，就算崩得哪都是，着不了火。”韩文兴说。

　　除夕夜只有几通简短的电话问候，其余就是经常被提醒巡视的闹铃或大风警报压制的电视里的春晚。

　　夜里单是棉袄加冲锋衣是不够的，出去巡视时间长了就要再披件军大衣。

　　零点前，韩文兴在山坡上眺望着山下遍地开花的烟火，不知不觉，已经跨年。

　　平淡

　　说到对这工作的看法，“就是无聊呗，寂寞呗”，他苦笑着回答。

　　“早起来第一件事儿，开电视！”他脸上一阵任性的笑，“开了电视就有人说话声儿了。”

　　天长日久成了习惯，开了电视，他就把自动站的数据和仪器都看一遍。“有雪的时候，6点前就得起来看还下不下，下雪就得发加密报。”

　　2004年，气象站北面山头上建起了一个森林防火瞭望站，一间两层的小屋，上面睡觉，下面做饭，也是一个人值班。这一来，韩文兴算是有了近邻。

　　瞭望站没有水，要来气象站这提水上去，两个寂寞的人就借这机会聊上两句。

　　山上一天两顿饭，采访3天，记者蹭了7顿。还记得第一次下午饭，他炒了两个素菜，“今天吃素，明天吃荤”，说着，他给我盛了一大碗饭，“多吃点儿！吃饱饭，不想家！”他一边说着，还没夹菜，一大口白米饭填进嘴里嚼了起来。

　　“人多热闹吃饭香，一个人怎么吃都不香。”听闻此言，记者蹭饭的愧疚感锐减。

　　韩文兴上山以前的厨艺限于热剩饭和煮挂面，20多年下来，不仅炒菜麻利，和面、擀皮儿、包饺子都轻车熟路，“在山上，都得靠自己，学学、做做就会了。”

　　他说现在有两个年轻同志正在山下培训，等他们上来人就多了。

　　愧疚

　　韩文兴31岁结婚时已经是上山后的第十年，当时妻子就知道他这工作的性质，但这些年，一半儿时间都在山上，家里有活儿或者小孩儿生病时帮不上忙，仍是他心里最大的愧疚。

　　“后悔倒是没后悔，干20多年给这么些个荣誉，再说了能为百姓出行服务，也是件有意义的事。”

　　韩文兴被评为“感动延庆”十大人物，得过“精神文明建设奖”，还是北京市劳模。他说每次得奖，家里都挺高兴的，就像歌里唱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家里的一半”。“得了劳模奖章，更得好好干了！”

　　记者问他准备干到啥时候？他说：“干到干不动为止吧！”（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