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季度美国经济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TPP协议达成和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这分别标志着美国经济“再全球化”战略和美国经济政策常态化的开启。

　　●从“三去”框架来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同时面临产出增速放缓和资产价值下降的双重压力，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出现叠加，转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资源配置效率下滑，市场壁垒和经济租金需要全面消除，任务极其艰巨，风险也很大。

　　●面对这一形势，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好三个平衡：一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二是资产和负债的平衡，三是去产能和新产业的平衡。

　　●根据“三去”目标和三个平衡的要求，我们应着手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调控框架，并以创新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作为首要环节，更好地运用改革手段，提高政策效率。

　　2015年第四季度既是中国经济冲刺“十二五”收官的关键时期，也是面向 “十三五”的重要准备期和过渡期，在经济运行、宏观政策、体制改革方面体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蓄势待发。而同在这个时期，美国启动了加息进程，经济政策整体回归常态化。当前，世界经济运行态势分化，表现不一，但国际产能合作、资产风险管理和质量效益导向，是各国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美国经济政策常态化

　　和经济“再全球化”战略开启

　　预计2015年美国的经济增速可以达到2.1%，总体保持稳定，而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预计为1.25%，比市场的预期值略低。第四季度美国经济领域最大的事件就是TPP协议达成和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这分别标志着美国经济“再全球化”战略和美国经济政策常态化的开启。

　　2015年12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上调25个基点，目标利率维持在0.25%至0.5%之间。美联储加息一方面给世界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经济政策步入常态化的同时，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调整压力。

　　由于离岸美元的汇率水平开始上升，同时美元资产的价格也开始上升，非美国金融机构也开始增持美元，推动美元汇率水平进一步上升。

　　在这一情况下，美国出口企业的优势下滑，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力和占有率都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导致企业的产能扩张受到进一步的抑制。而另一方面，相对于不断升值的美元，海外非美元资产的价格相对贬值，美国企业具备实施产业转移和海外并购的条件，因此大量的美元资本开始从美国的实体经济端向外输出，这样就会形成第二个阶段的平衡。

　　“再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美国从生产体系和市场组织模式上已经出现了全面创新，并对国际分工体系和产能合作都带来巨大的影响。美国“再工业化”的本质是智能市场。目前，美国经济“再全球化”的时机逐步成熟，“智能市场”体系将面向“一体两翼”的重点区域开始延伸。

　　从“一体两翼”中已经达成的TPP协定来看，主要条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投资自由化，新的规则主要是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一致性，即知识产权的一经确认，就在TPP成员国中全面生效，知识产权从国家授权转为区域产权。

　　美国“再工业化”供给体系具有三大特征，即分布式生产、智能化市场和差异化竞争。而一旦离开美国，分布式生产可以延伸，智能化市场可以建设，最大的风险就是差异化竞争的问题——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场体系下，差异化要么容易被无序而简单模仿而失去差异，要么因为保护和维权成本过高而丧失效率。TPP协定把知识产权推进到区域化的保障水平，差异化竞争将扩展到成员国的市场之中。

　　在“再全球化”战略外部环境逐步完善的同时，美国企业将基于效率进行供给体系的调整，形成以“再全球化”和“再工业化”为双轮驱动的新供给体系。其特征是：一是确保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二是提高美元资产收益率，而不是美国资产收益率；三是提升美国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而不是加大杠杆率；四是强化美国创新能力和产业整合能力，而不是产出规模和投资总额。

　　中国经济“三去”框架下的

　　平衡和效率

　　“三去”是指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着力的重点不同，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同，但彼此呼应，形成2015年经济运行、风险管理、体制改革和调控创新的主轴和合力点。

　　去产能的关键不仅仅是去过剩产能，还包括部分富有效率的结构性产能，供给侧产能调控的目的是与需求实现更好的结合。预计2015年将导致生产性资产存量在正常折旧的基础上，再增加约两个百分点的折旧规模，从而使年度资产折旧水平达到存量资产的10%左右，约合19—21万亿元之间，增量部分在4万亿元左右。

　　去库存的核心是指房地产业盘活存量，促进行业资金流动，防止引发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但在实践中，因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挫而带来的非意愿原材料等库存增长也是其中的重要构成。根据二线以下城市房地产价格平均下降8%（约相当于GDP的增幅）的标准衡量，将导致房地产资产的名义价值下降4800亿元，进而导致存量房地产总价值的公允价值下降约18万亿元。从非意愿性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存货看，去库存化在2015年的当期导致新增成本（损失）约1.2万亿元，预计在2016年将导致1.5万亿元的新增成本。

　　杠杆率有两个基本表述：第一是总资产与净资产的比率，反映的是风险问题；第二是营业利润与税前利润之比，反映的是成本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营业利润与税前利润的比率是2.52，也即债务付息已经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并为企业税前利润的1.5倍左右。2014年底中国的总资产/净资产的比率为1.97，这个比率基本属于正常区间，但一旦进行负债细分和资产减记就会产生问题。在负债细分的基础上，单位资产需负担的利息偿付水平达到4%，而相较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35%，两者仅相差0.35个百分点，资产价值的稳定性受到了明显挤压。而如果将资产减记纳入，2016年我国存量资产的规模预计将出现边际减记42万亿元，这样就将导致总资产/净资产的比率达到2.11，杠杆率明显上升。

　　从“三去”框架来看，2016年的中国经济将同时面临产出增速放缓和资产价值下降的双重压力，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风险出现叠加，转型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资源配置效率下滑，市场壁垒和经济租金需要全面消除，任务极其艰巨，风险也至为巨大。

　　这一形势，客观上要求我们做好三个平衡：

　　一是风险和收益的平衡，不要寄希望于通过低成本、低风险贴水的取巧手段化解高风险问题，要坚持追求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建构高效率的市场机制，才是化解矛盾的根本之道；二是资产和负债的平衡，资产减记带来这一平衡的压力和挑战，但对于资产来说，我国还存在明显低估的部分，一是农村的产权资产，二是社会的信用资产，特别是政府信用，我们要规范而有序地运用好这两项资产；三是去产能和新产业的平衡，去产能导致了产出规模增速的下滑，但巨大的市场需求经过合理的引导可以为新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在去产能的同时不能去资本，转移、兼并、改造和置换并举才是当前的可行之道。

　　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宏观调控框架

　　根据“三去”目标和三个平衡的要求，我们应着手构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调控框架，并以创新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作为首要环节，更好地运用改革手段，提高政策效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体系设计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的主要目标是调控产出的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规模调控是以提升宏观调控的产出效果为主要目标，兼具结构性特征，但以总量性效果为主。结构调控是优化经济结构，使得产业、产能和市场、需求之间的统一程度大幅度提升，从而实现供给创新产生需求。布局调控是以优化经济要素和产业布局为主要目标。效益调控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经营收益为支持目标，进一步强化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框架的运行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框架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自动稳定机制、信号反应机制和相机抉择机制等。自动稳定机制是由于财政金融政策自身的反波动属性，而产生的缓冲和折冲效果。信号反应机制是指根据预警指标反馈过来的信息，进入自动处置。相机抉择机制是指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和政策工具资源情况，而做出的有效的反应。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体系的主要原则。包括：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原则，稳中求进的原则，结构性调控为主的原则，注重政策效益和调控质量的原则。

　　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体系的建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即是根据产出的构成，从政策构成和政策模式两个方面予以调控和管理，运用必要的财政金融手段，根据政策的四类构成和三类调控模式，实现有效的组合和运行方式，从而作用于产出的规模、结构、分布和效率，支撑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创新驱动的发展目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的财政政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框架下的财政政策即是指以具有结构性调控功能为主的财政政策措施，通过自动稳定、信号反应和相机抉择等调控机制，实现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等政策调控目标的政策体系。

　　一是政策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手段可以按规模、结构、布局和效益等进行分类，其中，多项政策措施具有两个以上的政策效应，我们要么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要么以其主要政策目标和功能作为分类标准。具体有：规模调控型政策措施，结构调控型政策措施，布局调控型政策措施，效益调控型政策措施。

　　二是运行机制。运行机制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对自动稳定、信号反应和相机抉择机制的有效分类和协同使用。具体有：自动稳定机制，信号反应机制，相机抉择机制。

　　（作者闫坤为中国社科院财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张鹏为财政部科研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