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郜晋亮

　　从青南草原到环青海湖地区，再到祁连山脚，一路走来，说不尽的是草原的变化，数不尽的是牧民群众的赞叹，这些变化得益于国家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这些赞叹正是牧民群众对这项政策的认可。这五年，是青海草原生态恢复最显著的五年；这五年，也是草原牧民群众最受益的五年；这五年，更是草原发展变化最深刻的五年。

　　牲畜数量大幅核减，草原生态得到显著恢复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实施五年来，实现禁牧2.45亿亩，草畜平衡2.29亿亩，累计核减牲畜570万羊单位，草原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草地退化趋势得到遏制，草原植被长势良好。

　　减畜570万羊单位是一个什么概念？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一个羊单位一天的食鲜草量4公斤计算，570万羊单位一天要吃掉2.28万吨草，而天然草原每亩的平均产草量为170公斤，这样算下来，570万羊单位一天要吃光13万多亩草原产出的鲜草。每天能减少如此庞大的鲜草采食量，对于草原而言就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那么，这么多的牲畜，青海是如何减下来的呢？

　　跟着尕藏多杰行走在河南县作毛村的草原上，虽然是寒冬时节，但在枯黄的草甸下面却藏着勃勃生机。尕藏多杰指着远方说：“以前那里可是牛羊满山，不过前几年已经禁牧了。”尕藏多杰说的“以前”就是国家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之前，为了落实国家的政策，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他带头卖光了家里的羊，只留下了牛。看到村支书这么干，起初心里还在打鼓的村民，也都纷纷跟着卖了。

　　现如今，作毛村的羊仅有500只。羊虽然少了，但是村民的收入不仅没降低，反而还增加了。尕藏多杰告诉记者，村民们之所以愿意跟着他减畜，是村“两委”班子让大家明白了三个道理：一是这里雪灾多，受灾时羊的损失最大；二是羊采食鲜草对草原破坏较大，而牛相对要小；三是放羊要跟群，投入的劳动力太大。更关键的是让村民真正看到，牲畜减少了，草原生态变好了，收入还增多了。

　　要减畜，最不愿意的是牧民群众，在他们的观念里，牲畜少了就意味着收入要降低。因此，要让牧民群众自觉自愿减畜，就一定要转变他们传统的减畜减收的观念。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副处长王孝发说：“转变观念，要先从转变生产方式上入手，加大宣传力度，引导群众开展舍饲半舍饲，减轻天然草原的放牧压力，加快出栏周转，提高出栏率和商品率，这样做不仅有效地实现了草畜平衡，而且还能增加收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生活方式转变和减畜政策而减畜。通过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青海牧区部分牧民脱离畜牧业生产，举家搬迁至县城、乡镇定居，生活方式发生转变，因补奖政策及其他政策性收入增多，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相当一部分牧民开始从事二三产业，减少了天然草地牲畜饲养量；如天峻、祁连等县在禁牧减畜任务落实中，县财政积极筹措资金，鼓励合作社或牧民将牲畜出售到定点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每公斤肉发放1元的减畜补贴，促进了减畜。

　　从草原管护员到绩效管理，制度创新为草原撑起保护伞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补助和奖励做起来很容易，但“保护”却难度不小。除了牧民群众的自愿自觉外，还需要必要的制度保障。

　　仁青扎西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新海村的草原生态管护员，从2013年正式被聘用至今。每个星期他都要去自己管辖的草场两三次，来回一趟就上百公里。仁青扎西说：“这两年来，从未发现过牧民偷偷在禁牧草场里放牧。”

　　2012年，青海在全国率先设置了草原生态管护员公益性岗位，当时按照“每5万亩设置1名生态管护员”的原则，全省共聘用草原生态管护员9489名。2014年在三江源地区新增4405个岗位。目前，全省草原生态管护员人数已达13894名。

　　青海省农牧厅副厅长兼草原处处长巩爱岐说：“这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青海省自然条件差，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监管半径远，加之未配置交通工具，管护任务重，难度大；二是草原生态管护员队伍的建设有效地完善了州、县、乡、村四级草原监管体系。”

　　2011年9月，青海全面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恢复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逐渐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地区乡村及牧户保护责任不明确，县、乡政府监管不到位，部分地区补奖资金兑现与生态保护责任、保护效果脱节，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落实不彻底等。

　　如果说，草原生态管护员是治标之策的话，那么，2014年青海推行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绩效管理则是治本之策。用“四个挂钩和五个结合”即乡（镇）、村（牧）委会、草原管护员及牧户四级与草原生态保护责任、保护效果挂钩；宣传引导和劝返制止相结合、依法禁牧和考核奖惩相结合、平衡减畜和舍饲圈养相结合、保护草原和转移输出相结合、国家补偿和牧民转产创收相结合，真正将基层群众保护草原的意识充分发挥了出来。

　　青海省农牧厅厅长张黄元表示，这些问题关系到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草原生态能不能得到好转，作为三江之源的青海的生态地位能不能稳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在顶层形成制度保障，还需要在底层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草原生态管护员与绩效管理相结合正切中草原保护补奖政策落实难题的要害。

　　政策倒逼，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走向集约化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实施，带来草原生态恢复、牧民增收这些都是用眼睛看得见的变化，在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变化则是草原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

　　河南县作毛村把羊卖光了怎么发展呢？尕藏多杰说：“村里现在以养殖牦牛为主，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作价出售，这么干不仅牛养得好，而且价格上还能提高。”除此之外，村里还建起了一个风干牦牛肉加工厂，延伸牦牛产业链。用尕藏多杰的话说，就是要把在羊身上少挣的钱，从牛身上找回来，仅仅经营两年的加工厂已经有46万元的纯收入了。

　　像作毛村一样，在青海湖边共和县的拉乙亥麻村也早早走上了集约化生产经营的路子。村党支部书记华宝说：“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村里原有的10万只牲畜要减到5万只，相当于在收入上要打5折。如何保证减畜后收入不降低，以往传统的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就必须转变，才能把降低的收入补回来，群众才会自愿自觉地减畜。”

　　现在，拉乙亥麻村草原畜牧业集约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成了周边地区学习的榜样。全村牛羊全部入股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由合作社专业的放牧员分群放牧，大大提高了效率。而从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又能从事二三产业，如畜产品加工、活畜交易、民族特色旅游开发、民族服饰加工等等，创造更多的价值。

　　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是传统草原畜牧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目前，青海省已在全省纯牧业村及半农半牧区建成生态畜牧业合作社961个，为畜牧业提档升级搭建了巨大的平台。

　　几年来，拼特色、重品牌的观念已经开始在草原上扎根。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红旗村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旦增才仁已经把牦牛风干肉产品卖到了西藏、果洛州、格尔木。他说，合作社“扎拉达泽”的牌子已经被很多人认可，现在两斤包装的风干肉售价380元，还供不应求，仅去年销售收入就达到13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