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柬埔寨的湄公河正目睹着这个国家对基础设施和能源的急切渴望。在位于柬东北部的上丁省，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重要民生项目桑河二级水电站去年1月截流，目前已完成40%的工程。该项目计划2017年底首台机组发电，2018年全部机组投产，将满足柬埔寨大部分地区的用电需求。同大多数水利工程一样，该水电站从建设伊始也伴随着破坏环境以及影响周边村民生活的争议。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每个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面对经济和环境的矛盾，柬埔寨政府和民众又将如何权衡？《环球时报》记者去年底专程到柬探访，看中资企业如何化解矛盾。

　　外国NGO：不愿搬迁的柬埔寨人相信森林里有灵魂

　　在承受争议的桑河二级水电站工地现场，《环球时报》记者看到一片繁忙的景象，机械的轰鸣声和工人们你呼我应之声此起彼伏。装满碴石的车辆来来往往，车过后沙尘飞扬。不远处的围墙上挂着在中国国内工地上常见的口号：敬业、专业、人品、精品。该水电站是云南澜沧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的第一个海外投资项目，这家公司隶属于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华能集团公司。据了解，这个水电站项目由柬埔寨政府于2012年批准，属于建设——经营——转让这一投资方式。中方经营40年后，其所有权将移交给柬埔寨政府。但项目刚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文章就预测说，大坝建成后，全湄公河流域渔获量将下降9.3%，50多种鱼类面临灭绝威胁。2014年10月，18家来自柬埔寨和湄公河流域的机构就该水电站项目发表联合声明，督促项目开发商及柬埔寨政府暂停该项目的建设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但中国企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企业已把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并按照环评履行责任。

　　除了环境评估，在受水电站建设影响需要搬迁的村落里，接受公司拆迁款的村民和不愿意接受的村民之间也有分歧。非政府组织(NGO)“国际河流”的中国项目主任、加拿大人简颂芬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有5000多名村民需要搬迁，目前仍有村民不愿意搬。”记者实地采访得知，西公1村和2村是桑河流域受影响较大的一个社区，村里大多数居民是老挝族和高棉族人。2014年，部分反对水电站项目的村民代表向当地政府递交公开信，要求暂停建设。

　　在西公1村，村民居住的木屋分散在各个角落，有的木屋上用红漆喷上“LSS2”字样，即桑河二级水电站的英文缩写，这表示房子已被丈量，主人同意接受拆迁款并搬到中国公司给他们安置的新村中去。一些不想搬的村民在门前树上挂出蓝色标识，上面写着：“如果水电站建成，我们宁愿死在这里。”西公1村的负责人夏湄公告诉记者，他担心这里的原始森林会消失，河里以后再也没有鱼。对于当地村民的担忧，中国企业非常理解。桑河二级水电有限公司(云南澜沧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是其最大股东)综合部副主任冯林表示，公司了解村民的顾虑，已设计好鱼道来保护鱼类。但一些村民认为鱼道不会有太大作用，并且他们还有其他的担心。比如，58岁的女村民帕维告诉记者：“我们的祖先葬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我们离开，我们会更加贫穷甚至生病。”简颂芬解释说，这是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相信森林是有灵魂的。

　　柬政府发言人：选择中国就是为了能源安全

　　2015年初，迫于西方和当地NGO的压力，柬埔寨首相洪森曾叫停柬西南部地区的一个大坝建造项目，按照协议该项目也由中国公司承建。据美联社的报道，洪森当时还表示：“外国人不应该在森林保护或大坝建造方面对柬埔寨说三道四”。洪森强调，电力短缺是该国吸引外资的最大障碍之一。目前，柬国内大部分用电要来自越南和泰国。

　　尽管洪森首相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的援助和投资对于本国经济的重要性，但像桑河二级水电站这样有中国投资身影的项目还是会在柬社会中引发激烈的反应。对此现象，中方逐渐已能从容应对。中国驻柬使馆经商处商务参赞宋晓国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很多企业都是烧燃油的，连水电站这样的能源都要反对。发达国家都有能源补贴，柬埔寨的人民哪有，谁来管？”他认为：“柬埔寨政府心里有杆秤，一定认为中国的援助更好用。小国家有小国家寻求援助的智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柬倾向于选择中国，一是因为中国这方面比较擅长，另一方面因为其他国家不像中国这么注重这个领域。”柬埔寨政府发言人塞西潘也告诉记者：“我们国家想要独立，想要能源安全，所以我们需要水电站。西方投资者没有这样的项目，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中国呢？”

　　据柬新社去年11月报道，在过去20年，中国对柬埔寨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投资国，其中主要投资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服装以及煤矿业。2012年中国对柬贷款达27亿美元，是柬埔寨最大的援助国之一。中国驻柬使馆经商处提供的数字显示，柬每年从援助国获得8亿到1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其中一半来自中国。谈到中资企业在柬埔寨的发展，宋晓国参赞说，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还处于一个学习的过程，欢迎企业同一些不持立场、中立的NGO合作，让百姓感到实在的帮助。

　　在应对可能的风险和挑战上，中国学者也给中资企业很多建议。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葛红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柬埔寨的投资潜力很大，但投资者也必须要重视潜在的风险。葛红亮认为，除了关注柬埔寨的政局，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关系外，柬埔寨的人力资源状况也要考虑。柬埔寨高素质人才还比较欠缺，适龄人群就学率较低，失业率、待业率较高，这使中国投资者在柬埔寨不得不面临招工难、用工难的麻烦，而现有的工人罢工一旦被政治力量所利用，其对投资企业的冲击可想而知。

　　中国企业：让当地百姓成为保护伞，而不是障碍

　　柬埔寨政府虽然无奈关闭过一些民生项目，但却警告一些非政府组织不要说三道四。中国企业虽然遇到一些麻烦，但却开始重视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据悉，在柬埔寨登记的非政府组织达5000多个，其中大部分都很活跃。据“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的东亚代表张杰生(Jason Tower)介绍，来自新兴国家的公司通常不太清楚如何同投资国的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它们不知道和这些组织谈人权和环境会有什么后果。同时，这些组织也缺乏对公司的了解，这使得双方难以实现对话。

　　简颂芬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所在的“国际河流”曾做过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建水电站项目的评估。评估之初，她们想和相关中企联系，但却没有得到希望的回应，“也许这个公司认为和非政府组织沟通并不太重要”。在该组织去年夏天公布评估报告后，中国企业才慢慢认识到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双方有了频繁的互动。

　　桑河二级水电有限公司的冯林向记者提及和当地非政府组织的一次沟通经历：“之前下游的一个村庄得了皮肤病，村民认为是我们上游的工程所致。我们邀请了当地政府和机构对上游、施工区域和下游的水进行对比检测，后来证明三个地段的水质是一致的。我们用数据说话，没有对水质造成污染。”

　　天津优联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是家民营企业，目前在建柬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据该公司执行董事王超介绍，公司接到NGO要求停止项目的邮件和传真后很重视，曾联系一家NGO，但对方希望中国公司出钱，再由NGO为当地人做事，王超不认同这种模式合作。公司愿意给当地村民贷款，鼓励他们创业，买种子、养猪仔，然后卖给公司还贷、致富。王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欧美企业走出去的较早，我们愿意学习它们的经验，让当地百姓成为我们的保护伞，而不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