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和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这里指出了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关系和现实意义。

　　在全球产能过剩背景下，具引领意义

　　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全球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所致的话，那么后危机时期全球量宽和刺激的政策并未缓解全球产能过剩，而且由此还导致了新的供需不平衡，造成全球性结构性产能过剩继续蔓延，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下降，全球通缩预期加剧，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可能将会由此变成遥遥无期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因此，全球经济不是一个简单的后危机时期的复苏过程，而面临深度的结构性调整和新旧动力的持续转换。在这样的全球化条件和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虽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首先，由于外部危机的冲击，进出口贸易增速下降，经济增速下滑；其次，由于全球产能过剩，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传导到国内，使得原来的投资预期利润下降，国内投资需求减少；第三，危机发生以后，为应对危机的冲击而采取的投资刺激计划显然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要保持中高速增长，首先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需要加快结构性改革和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培育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否则，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总量的需求管理政策，最终只会加剧结构性过剩问题，无益于经济长期健康持续增长。中国经济新常态也许会因为结构性改革滞后而变成增长速度的一路下滑。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产能过剩，既是顺应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大趋势，也是适应并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应有之义，在全球产能过剩背景下，无疑具有先行和引领的重大意义。

　　具有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与发展要求

　　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鲜明的中国实践，具有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内在要求和特征。首先，强调供给侧改革并不是“拥抱供给经济学”，也不是“放弃凯恩斯经济学”，更不是简单照搬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经济学”。实际上，供给经济学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发达国家长期采用凯恩斯主义导致的“滞胀”问题以及供给不足问题，本质上解决的是增长的激励问题和增加供给的内在动力问题。中国今天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当年供给经济学派的背景有很大不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有效需求的问题。因此，核心问题是推动结构性调整，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因为，产能过剩的本质问题是资源错配和资源配置扭曲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纠正和解决资源错配，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内必须加快去无效产能、去无效库存、去高杠杆和防风险，缓解中小企业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长期内则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错配的体制机制问题，包括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发挥市场机制、加快人力资源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等决定中长期增长的战略问题。

　　打好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

　　从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将受到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是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冲击将继续影响中国经济；二是短期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不足和内需缓慢，将继续制约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的动力；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创新，对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以及质量效益提高等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大的战略和现实意义。但是必须密切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短期内对经济下行带来的影响和阵痛效应：如去产能意味着过剩行业的“关停并转”和“兼并重组”，意味着过剩的投资和无效投资进一步退出；无效低效产业和企业面临淘汰出局，由此带来部分失业等问题。对此既要有一定的忍耐性，又要有积极稳妥的配套措施；去库存意味着消化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和地方债风险。这些改革和调整意味着局部实体经济做减法，更意味着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退出机制。

　　因此，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实施好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要打好各种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拳。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第一，要坚持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要通过有效需求拉动有效供给；发挥新型城镇化巨大的潜力和需求空间，实施好收入分配政策；特别是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精准的货币政策。第二，积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短期内加快清理各种债务问题；积极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实施破产机制，解决僵尸企业，尤其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化解产能过剩的退出机制。从长期发展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创新效率；加快全面深化改革，解决资源错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发展高质量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发展模式转型，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