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关注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从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基调就一直维持“稳中求进”。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看来，尽管今年“稳中求进”提法没变，“但基于现存的经济问题，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这是个创新之处。”

　　祝宝良认为，中国经济面临需求问题和周期性下行问题，但更多反映为供给侧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在钢铁、有色、化工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同时，国内还存在高质量和个性化商品供给不足问题，导致了大量消费外流。有的产业需求不足但供给过剩，有的产业需求旺盛但供给不足。“政策都是奔着问题去，正是因为当前的这些问题，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祝宝良说。

　　对于供给侧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近年来由于我国一般技术水平和先进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这种情况下要改善供给，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制度体系，通过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制度体系来推动供给侧的改善、供给体系和供给结构的改善。并且，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共同推动改革，来实现这样的改变。企业家要做好适应新经营环境的准备，靠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适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来获得成功。

　　关注点

　　去产能、降成本

　　会议指出：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积极稳妥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已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点。大量落后产能的存在，挤占了许多生产要素和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在一些过剩行业中，效率低、负债高的企业占用了大量信贷资源，而银行担心信贷风险还不得不给予续贷和更多支持。另一边，行业内效率高、负债率低的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同时，落后产能的存在还使得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回落，好企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约，最终影响到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要真正将落后产能淘汰出局，应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国家还可以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对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和地区，给予一定的支持。同时，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在企业销售业绩短期内难以明显改善的背景下，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是提升企业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做到放管结合，并通过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等，逐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在财政可承担和社保基金运行可持续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社保费率。政府还应通过货币政策调控等方式，逐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随着煤炭、石油等能源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落，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我国电力价格也还存在一定的下调空间。此外，通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电商、减少中间流通环节等，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关注点

　　坚持创新驱动

　　会议指出：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永伟表示，当前，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传统增长力量减弱形成的经济减速带急需创新力量加速成长以弥补。

　　中央在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时，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企业优胜劣汰。创新与淘汰是并行的，没有淘汰，没有退出机制，创新就没有足够的空间。大量的落后产能背后是资产和债务的固化，这些都会严重侵害经济肌体。创新就是要用良币驱逐劣币，国家的责任则是要为劣币的退出建立通道和保障体系，让创新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虽挑战巨大，也有风险，但势在必行。

　　对于政府来说，更要积极转变角色。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需要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政府不要代替市场主体决策，不要冲在一线主导创新活动，而是要努力为各类创新主体构建一个甘愿创新、自担风险的外部环境。构建创新环境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土地等生产资源、保持司法公正、保护知识产权等等。这些工作对吸引创新企业非常重要。政府还可以直接搭建或支持社会机构搭建诸如人才、技术、投资、教育等服务平台，为创新者服务。

　　总之，必须破解限制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通过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彻底激发创新活力。

　　关注点

　　全面深化改革

　　会议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承接“十二五”、开启“十三五”，2016年改革与发展的任务尤为关键。

　　像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着力补齐短板等，这些都需要坚定改革信念，建立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改革试验，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

　　会议强调，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我们当前既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压力，也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需要改革来发挥牵引作用。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对于激发企业活力，都有重大影响。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使得事权与财权相匹配，有利于地方发展，也有利于提高财政运行效率。此外，为适应金融混业经营新趋势，加快推进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监管体制转变，对经济转型升级也具有重大影响。

　　推进改革，还应加强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要放开服务业价格的管制，打破服务业领域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

　　值得强调的是，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政府是关键。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推进监管转型，才能激活市场、解放企业。

　　关注点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

　　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面对众多结构性难题和极其复杂的内外部经济挑战，2016年需要更有针对性、更加适度和更为精准的政策应对。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新增部分应主要投向“促转型”“调结构”重点支持的领域。在方法上，可加大财政赤字、财政支出与减税降费同时并举，尤其要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负担。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可以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同时，通过深化改革保障积极的财政政策更有力度，比如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股权结构改革，释放非金融类资本和金融类资本增加财政可用资金，还可以通过税制改革拓展中长期财政资金来源，以及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应兼顾将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控制资产泡沫和防通胀、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基本稳定三方面平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是去产能和调结构必经的阵痛阶段，很大程度上还受全球经济低迷等外部因素影响。货币政策总量松动已经达到一定力度，应进一步灵活发挥结构性工具“精准定位”的优势。

　　祝宝良认为，从2010年开始，中国一直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的措辞没变化，但内涵上有新意。“积极的财政政策更侧重于减税而不是更多地扩大支出，这样才能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其去杠杆去产能。而稳健的货币政策，旨在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关注点

　　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

　　会议指出：要抓好“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抓好重大标志性工程落地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治生态迥异、利益诉求多元、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完善合作机制，包括建立多层次、多种形式的新合作机制，同时充分利用和发挥好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

　　今年“一带一路”取得了积极进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一带一路”绘制了美好的蓝图框架。今年前10月，我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势头良好，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正稳步推进，一些早期收获项目已经成形。

　　展望未来，共建“一带一路”，还是要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全方位推进与沿线国家合作。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应加快构建联通内外、安全通畅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加强和沿线国家的电力输送、光缆通信等方面的合作。

　　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方面，要推动实现相互扩大市场开放，加强海关、检验检疫、过境运输等方面的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业投资合作，共建一批经贸合作园区，带动沿线国家增加就业、改善民生。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应进一步推动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融资支撑作用。（来源：人民日报）

　　楼市去库存 供需双向发力

　　在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化解房地产库存成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之一。“化解房地产库存，既是当前的现实问题，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说。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5—2016》显示，截至今年底，我国商品住房总库存预计达到39.96亿平方米。其中现房库存，即现房待售面积约4.26亿平方米，去化周期23个月；期房库存，即在建待售面积35.7亿平方米，需要4.5年来消化。

　　“如果在目前的建设基础上，每年再增加10%的供给，未来5年，商品住宅的总供给将高达88.2亿平方米，去库存压力可想而知。”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说。

　　去库存决不是政府兜底托市

　　在任兴洲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无疑给楼市去库存开出了一张“近期与远期统筹结合、供给与需求双向发力、多措并举”的药方。

　　从长期看，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还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

　　“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是化解楼市库存的一条途径。但这属于中长期政策，需要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组合拳落地，因此至少要等两三年才能见效。”任兴洲说，“制度性的变革可以解决房地产长期需求问题，但去库存也是现实问题，因此中长期制度性变革必须与短期的去库存措施相结合，多种措施并举。”

　　短期看，楼市去库存一方面要从供给上发力，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坚决控制土地和开发节奏，不再造成新的库存压力；另一方面还是要刺激需求。从政府角度，可以通过交易环节税费的减免，提高交易的流动性，促成像小房换大房这样的合理需求的释放。而作为开发商，也应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开发商作为利益主体，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去库存决不是政府兜底托市，趁机涨价不明智，应尽快争取市场出清。”任兴洲说。

　　利用货币化安置，打通保障房商品房之间的通道

　　打通供需通道是消化库存的另一条腿。任兴洲认为，根据目前住房市场的现实情况，有必要利用货币化安置打通保障房与商品房之间的通道，实现住房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

　　目前我国住房市场已从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局部过剩，包括棚改在内的住房保障政策也应适时调整和转型。从国际经验看，在住房总量不足的时候，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通常以“补砖头”的实物保障为主，而在住房总量不足的矛盾基本解决后，住房保障方式会更加重视货币化的“补人头”，因为这可以给保障对象更多的选择权，在保障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保障对象的满意度。

　　“明年还有600万套的棚改任务。在高库存城市，通过货币化安置方式，以商品房库存来解决非常现实。现在很多地方楼市去库存压力很大，再建实物保障房，实际上是给市场加压，不如盘活存量资源。”任兴洲说。

　　脱贫攻坚战 成败在于精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认为，这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要求一脉相承，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党中央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

　　“脱贫攻坚成败在于精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也是现行标准下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摆脱贫困的根本保证。”汪三贵说。

　　建议采用多维贫困标准识别贫困户

　　“确保‘六个精准’是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也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汪三贵说，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扶持对象精准。目前，全国主要是通过建档立卡的方式来识别贫困人口。识别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精确统计农户的收入很困难。

　　“今后对扶持对象的识别和动态调整过程中，需要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改进识别标准和识别方式。”汪三贵建议，放弃单一的收入标准而采用多维贫困的标准来识别建档立卡贫困户，避免国家制定的标准与基层采用的标准完全脱节。在基层民主评议中需要更加重视收入和消费因素，用严格的否决性指标如财政供养人口、有商品房家庭等排除掉不合格的人群。

　　资金使用精准。汪三贵认为，对贫困户情况更了解和负责实施精准扶贫的地方政府，必须给予其在资金使用上的自主权，以保证地方政府确定的到户扶持项目有资金支持。目前80%的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权已经下放到县一级，但其它行业部门的资金管理方式变化不大，需要进一步下放资金管理权，才可能做到扶贫资金在县一级的整合，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效果。

　　措施到户精准。“以往的扶贫经验表明，很多扶贫项目和投资缺乏有效的到户机制，减贫效率较差。地方政府要重点探索和建立贫困户受益机制。”汪三贵说，资产收益扶贫不以劳动能力、特别是独立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实施条件，失能和弱能贫困户即使不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也能直接和间接受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现有扶贫措施的不足，能显著提高扶贫到户的效率。

　　防止扶贫工作可能出现的大跃进倾向

　　2017年是换届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急于将本来设定在2020年实现的减贫目标提前到2017年完成。“这样很容易造成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等现象，或者导致减贫质量不高，难以真正脱贫。”汪三贵说。

　　为防止扶贫工作可能出现的大跃进倾向，汪三贵建议各级政府正视新时期脱贫攻坚的困难性，制定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和措施，把目标分解到年度上，层层落实，有序推进。

　　汪三贵说，“十三五”期间我国脱贫攻坚的目标不仅是收入问题，还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保障和发展指标，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这个目标设定综合的、多维度的贫困测量指标体系和脱贫标准，这个标准应向社会公开发布，接受监督，杜绝虚假脱贫。

　　养老要公平 提高统筹层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养老保险要“提高统筹层次”，这对老百姓有何影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所所长金维刚表示，提高统筹层次意味着要加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这将有利于制度的可持续性，更好发挥养老保险互助共济的功能。

　　我国在2010年基本实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但除北京、陕西、黑龙江等少数地区实行养老保险基金统收统支之外，多数地区的省级统筹是采取省级预算管理方式，提取省级调剂金，没有真正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省级统筹。

　　金维刚介绍说：“由于地区之间存在负担比的差异，缴费压力轻重不一，资金余缺各有不同。全国一半以上的结余资金主要集中在东部几个省市，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则要靠中央财政提供不同程度的补助资金，来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实现全国统筹，可以扩大调剂范围，逐步改变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与结余不均衡的状况，切实发挥社会保险互助共济的功能。”

　　记者了解到，到去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3305亿元，基金支出19847亿元，当期收支结余3458亿元，基金累计结余30626亿元。基金结余看起来不少，但是老百姓常常会听到“某某省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消息，担心自己的养老金还发不发得出。这主要是因为各地收支状况存在很大差别。

　　2014年6月公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4》显示，一些省份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支出大于收入。同时，不少省份有大量结余，其中广东一省的结余就达到5128亿元，北京、江苏、上海、辽宁、山西、四川、浙江、山东等省份的结余也在1000亿元以上。

　　此外，不同地区之间养老保险资金状况不同、待遇水平不同，也使养老保险关系在跨省之间转移接续上受到种种制约。金维刚表示，实行城镇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将在全国各地区实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基本统一，并根本解决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及其权益保障问题。

　　“实行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的关键在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对基本养老金的筹资和支付责任，明确双方的事权与财权相对应，各负其责，共同支撑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基金的平稳运行。随着全国统筹的实现，将有利于增强养老保险的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促进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金维刚说。

　　稿件采写：本报记者赵永新、刘先云、左娅、沈小根、王珂、王观

　　版式设计：蔡华伟 内容统筹：杨义、沈寅、林琳、吴丹、白之羽、王沛、申少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