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以此为指导制定的规划，才能综合平衡，全面考虑到人民福祉，真正从人民利益出发，也才能可持续发展。

　　●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有新的科学的衡量标准，新的标准对经济福利、社会福利、自然福利都应当有所体现。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群众、为子孙后代看护好资源、环境，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创造好公平竞争，能够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规范和监管市场。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能所在，都应当成为对各地政府的考核标准，甚至一票否决。

　　中共中央7月20日政治局会议指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治局会议的这一论断，是制定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

　　经济发展必须有正确的发展观，发展观包括正确的发展目的、科学的衡量标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

　　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宗旨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相对于发展对于人民群众一般意义上经济福利的满足，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更高层次的追求，并且从一开始就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目标。

　　早在《1857年-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通行人身依附，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诸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是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人们有了多方面选择的自由。“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的、充分的发展，相当于马克思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样的社会状态才是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而且包括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和美好的自然层面，而且是动态的、发展的。

　　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反思单纯的经济增长的弊端时，同样强调了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深刻地指出，“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个人收入的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等观点。”森认为这些多属于工具性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祉服务的，是服从人的发展、人的福祉的。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更是早在1973年所著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就认为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目标的失衡，这样的发展模式制约了人民福祉的提升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加尔布雷斯指出，经济发展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中心目的。发展既然是社会的中心目标，那就不容任何事物阻挡发展的前进，哪怕发生了对环境——空气、水、城市生活的宁静、乡村的美丽的不利影响。无论如何不应当妨碍经济增长成了一把保护伞，掩盖了许多不好的事。对经济增长数字的关心超过了对人本身的注意。加尔布雷斯写道：“从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都会发生对环境的损害——发电厂对空气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氖对视力的影响，制钢厂对附近湖泊的影响，汽车对肺部的影响。”加尔布雷斯呼吁经济发展应当回到重视公共目标，即重视人的发展轨道。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反思。

　　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纲挈领，纲举目张，只有以此为指导制定的规划，才能综合平衡，全面考虑到人民福祉，真正从人民利益出发，也才能可持续发展。

　　必须科学设定发展的衡量指标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观，必须落实在科学的衡量指标上。

　　我们曾经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在改革开放之初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在单纯的对GDP的追求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以GDP为考核标准的、单兵独进的增长主义。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地对GDP的痴情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衡，例如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的失衡，表现为经济发展与人民享有的公平的公共服务的不协调，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失衡，内需与外需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且长时期得不到有效调整。

　　实际上人民群众的福祉不仅包括经济福利方面，而且包括社会福利，即人们对社会的公正感及对社会的认同，还包括自然界给予的福利，即美好的环境及人们对大自然的享受。GDP的增长，从理论上似乎是直接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福利的，实际上满足的程度还要看GDP中劳动者的收入占比。

　　我们的发展曾经痴情地追求GDP，但GDP太简单了，GDP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是一个营业额。

　　首先，GDP掩盖了自给自足的部分。自己在家做饭吃不计入GDP，在饭馆吃饭却计入GDP；农民土地被圈，自给自足部分没有了，虽然货币收入增加了，但一切生活所需都要用钱买，如此GDP虽然增加了，但实际生活水平反而可能降低了。其次，简单的GDP的增加，并不反映人民群众收入的增加和购买力的提高。再次，GDP并不反映经济构成，更不反映该国产品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实际上，金融衍生产品对GDP的贡献率即使等同于实体经济，其对一国国民经济的意义远不如实体经济。最后，痴情地追求GDP掩盖了自然成本，造成了环境污染，其危害在短时间内还没有充分显现。

　　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有新的科学的衡量标准，新的标准对于经济福利、社会福利、自然福利都应当有所体现。具体包括：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有相应的提高，有高质量的各种商品的供给；教育、文化活动的水平，以及公平的享有权，收入分配的公正性；获得工作的难易程度，以及平等进入某些工作岗位的权利；人们用于休闲的时间；养老、医疗和未来的安全性；人们的信仰、精神状态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和谐；生态文明，即人们享有的环境质量，清新的空气、卫生的饮用水、优质的食品以及动植物的多样性等。

　　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继续已有的发展模式、政绩观、考核标准，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指导思想就很难落到实处，甚至是一句空话。把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有新的认识和相应的制度安排。

　　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群众，为子孙后代看护好资源、环境，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创造好公平竞争，能够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规范和监管市场。所有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能所在，都应当成为对各地政府的考核标准，甚至一票否决。只要政府尽到了上面的责任，不仅社会经济会充满活力，而且会令人们满意地健康地持续发展，自然会有绿色的GDP。

　　政府不应当动辄刺激经济

　　发展是变革的函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不断地调整结构，产业结构固化会导致一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纵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调结构其所以成功，基本上都在于市场力量，原因在于调结构的本质是向哪个方向发展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对此，企业比政府更清楚。

　　市场在调结构中的显著作用来源于市场机制。经济下行期，兼并、重组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特别是经济下行期的淘汰。没有淘汰，就没有创新和调整。刺激通常着眼于速度，而不是结构。在当前，结构比速度更为重要，速度是新的结构层次上的速度。

　　地方政府不宜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

　　地方政府没有资格作为市场主体。地方政府约束软化，无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破产之忧，通常具有在短期内造成显赫政绩的冲动。要用制度约束规范地方政府上竞争性项目、建新区、圈地赶农民进城、盲目铺摊子建大城市，以及不分青红皂白的招商引资的冲动。从经济学上讲，招商引资是一种交换行为，是用我不能移动的、充裕的，交换别人可以移动的、对我而言稀缺的东西，有值得不值得的问题。不能拿人民的财富给被引资者极不等价的优惠，更不能只顾享受招商引资的过程，招来“女婿”忽视了“儿子”，忽视了本地制造业。事实证明，招商引资从来招不来先进技术。况且一有风吹草动，外资可以随时撤退，地方政府根本无法承担外资撤退、大片土地难以复耕的责任。

　　让人民群众在干部选拔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地方政府是由人构成的，这些主持地方政府的人都有着强烈的政绩追求，因为辉煌的政绩可以升迁。如果政绩考核来自于上级，GDP又是考核的主要指标，他们自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GDP而不是人们的福祉。如果地方政府的领导可以选择其行为和政策，人民群众可以选择地方政府的领导的话，其政策和行为一定会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把组织选拔和充分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在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选拔上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既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要求的，也才有可能把发展是为了提升人民的福祉落到实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