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凤云文/图

　　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平坝镇双兴村，杜吉分、姬益强老两口可以说是名人了：年轻时候酿酒、养猪、跑运输，供几个儿女读书工作；老了老了还搞起乡村文艺宣传队，带着村里的农民自娱自乐，有时还到外地去演出。其实，比起这老两口的名人效应，这支草根文艺队伍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刻。

　　草创艰辛：背着稻米上街卖

　　中午时分，杜吉分大妈把饭煮上，便从里屋取出了钱竿，有节奏地在肩上、臂上敲了起来，“哐啷哐啷”的声音随之响起。

　　姬伯也很有艺术天分。上世纪70年代还是大集体的时候，姬伯就参加过文艺宣传队，并且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李玉和的扮演者。“白天劳动，晚上排练演出。大人小孩都自己抬个板凳都要来看。”姬伯说。

　　“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也得赚钱养家。后来孩子大了，村里经济也好起来了，老伴爱好这个，就想着办个文艺宣传队。”姬伯说，“那是2004年，一开始困难还是很大的。”

　　“一是人的意识，女的来参加，唱啊跳啊，男人不同意。男的来参加，女的也不高兴。我们跳这个花灯，百把年传下来的，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起跳，哪家女的也不敢跟男的跳，只有男扮女装。有一次我们有个女队员排节目，晚上回去丈夫不给她开门。这种事多，我们就去她们家做工作。”姬伯说，“二是没有经费买服装道具。你演个小品，需要张桌子，没有经费就置不得噻。没有钱，我们每人从家里背了50斤稻米到街上去卖。”

　　“没有打退堂鼓的时候，想办法解决噻。”杜大妈从厨房里端了一盆鲜玉米出来，“买钱竿，我出钱。五块钱一根，相当于现在的50块钱。再就是自己做，在那个竹竿上打眼眼，把铜钱穿在里面。坚持到现在，我们宣传队也有十几个人喽！”

　　寓教于乐：顺口溜里说政策

　　文艺还承载着众多的教育功能。农村是法治的薄弱环节，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姬益强因此觉得这支宣传队伍有着特别的意义。而那些萌发于土地上的草根文艺作品，往往能以人们最习惯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

　　“原来懂法的人少。像土地承包法，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土地承包后只能搞农林种植业，有些人挖来搞鱼塘。土地部门来找他，他说土地承包给我，我想咋个干就咋个干。”姬伯说。

　　“所以我们也叫法治文艺宣传队。通过顺口溜、群口快板、三句半这些演给老百姓看，比听报告读文件容易懂。大家还可以互动，‘我要上台来讲两句’，那就上来讲两句。”姬伯告诉记者，从4年前开始，宣传队就承担起了乡村普法宣传的工作，如今已创作了30多个法治宣传作品。

　　姬伯给记者拿出了一份排练时用的材料，“通过我们的节目，老百姓还知道了没钱交诉讼费可以找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免费派律师帮你打官司。我们都是用例子讲：有个农民打工摔伤了，手骨折了老板不认账，找了援助中心打官司赔了7000元。这样老百姓好理解，遇到事情就知道怎么办。”

　　但是进行普法宣传，还要用农民的话表达出来，这对只有小学文化的姬伯来说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写到半夜12点实在写不下去了，就睡一会儿。到了两三点突然想起来了，赶紧爬起来写。”姬伯笑说。

　　“这是我写的‘赞三保’，哪‘三保’？合医保，养老保，贫困群众吃低保。以前，政府给他100块钱他都不知道是什么钱。还有人讲，我家收入是人均1500元，你家是1100元，你得了低保，我却得不到，都在一个寨子里，他就不满意。我们就宣传，这个有规定，低于1200元才能享受低保，他就晓得了噻。”

　　乡村一景：街坊邻里“喜相逢”

　　每周六日的定期排练，使得杜大妈家成了村里的信息交流中心，看热闹的，拉家常的，又重新凑在了一起。这对单家独户过日子而又缺乏集体活动的人们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交流机会啊！“我家的音响一响起，人就来啦！”杜大妈说，“你来看也是一种参与。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在家的联系也少了，你不走我家，我不走你家，想想也不好。”

　　姬伯告诉记者，双兴村是5000人的一个大村。“你三五天搞个活动，大人聚在一起，娃儿们在一块儿玩，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

　　凑在一起，谈谈心，摆摆家常，有助于解决矛盾纠纷不说，还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村民的素质和修养。

　　“养老敬老问题，尤其是参加宣传队的，她要去宣传公民道德，要爱老敬老。你宣传这个你不得自己先做到啊！跟婆婆的关系就融洽得多！”杜大妈笑着对记者说，“在农村，别看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很多都认不得字，但记性好得很，节目看几遍就背下来了，回家照着做。”

　　老两口津津乐道的，还是到各地演出，向更多的村民进行了普法宣传。

　　这些年来，杜吉分老两口和他们的乡村文艺宣传队已创作作品100多个，到各地演出350多场次。而尤其让他们欣慰的，则是来自孩子们的支持，“以前没场地，都在马路上排练，来看热闹的也没地儿站。孩子拿钱修了房子，建了小广场，排练室、服装道具室都有。”杜吉分说起自己的子女，语气里透着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