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瑜

　　产粮大县转型，并不是要放弃粮食生产，而是要实现从大县到强县的跨越。产粮大县能否成功转型为产粮强县，不仅关系到粮食大县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而且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是否可持续。

　　“在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达到105个、贫困人口3600万人。”近日，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的一份调研报告将“产粮大县、财政穷县”这一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作为国家粮食安全中流砥柱的“产粮大县”，何以成了全面小康道路上的“后进生”？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几乎同一时间发布的全国百强县名单，山东齐河等18个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名列其中。尽管二者的评价指标不尽相同，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产粮大县与财政穷县之间不能简单划等号。将105个国家级贫困县作为对产粮大县考察的样本，和拿着18个百强县说产粮大县一样，都容易失之偏颇。

　　不可否认的是，农业税全面取消后，粮食生产不能再为地方政府贡献税收，不少补助政策还需要地方政府配套，“种粮越多越吃亏”成为地方政府的现实考量。同样需要看到的是，对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粮食生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产业，产粮大县的综合能力也不能仅以财政收入来衡量。

　　据统计，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中涉及的800个产粮大县，数量不到全国行政县总数的30%，粮食总产却接近全国的70%。从2004年到2012年，产量10亿斤以上的大县增产总量超过2300亿斤，对粮食“十连增”的贡献率超过70%。两个“70%”决定了在国家粮食安全的版图上，产粮大县的地位举足轻重。

　　鉴于此，中央财政不断加大产粮大县奖补力度。从2005年的55亿元到2013年的319.2亿元，9年间累计拨付奖励资金1589.2亿元，按800个大县计算则平均每个县接近2亿元。同时，安排专项投资用于产粮大县田间工程、农技服务体系、粮食加工项目建设，改变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取消800个产粮大县中771个农业综合开发县的县级财政配套任务。加减之间，转移支付成为产粮大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保住产粮大县的地位丝毫不动摇，成为县委县政府的首要任务。”一位产粮大县县委书记的肺腑之言道出了真相——粮食比较效益低，然而对产粮大县来说，其发展的最大优势是粮食，最大资源也是粮食。

　　产粮大县多是经济小县、财政穷县，归根到底是粮食生产效率和比较效益偏低的折射。如果将整个社会生产比作一条流水线，粮食生产要得到社会平均收益，离不开社会再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正是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买单。因此，在农业仍然是弱势产业的情况下，要走出“产粮越多，财政越穷”的怪圈，需要中央继续加大对产粮大县的转移支付力度，不仅要让产粮大县在政治上有荣誉，更要让它们在经济上有实惠。有了实惠，产粮大县才有积极性谋发展，有了收入，产粮大县才有能力发展农田水利、农技服务等社会公共事业，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可谓不大，可为什么有的产粮大县财政收入仅够运转，有的产粮大县却能跻身全国百强县？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可以从地域和资源等因素上寻找，但资金使用的效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山东齐河县整合项目资金建立示范方，做给农民看，湖南宁乡县大力扶持社会化服务组织，帮着农民干，都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了更多农民和企业进入粮食生产。从一家一户到成方连片，从背着小喷雾器打药到直升机防控病虫，从单纯土地里刨食到一二三产融合，产业强了，农民富了，政府还需要为没钱发展发愁吗？

　　当前，我国正处于“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大洗牌。产粮大县转型，并不是要放弃粮食生产，而是要实现从大县到强县的跨越。产粮大县能否成功转型为产粮强县，不仅关系到粮食大县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而且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是否可持续。在此过程中，产粮大县更需要放长眼量，准确定位，主动谋划。定位准了，粮食就能成为一个“爆品”，摘掉财政穷县的帽子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定位不准，以己之短盲目竞争，很可能南辕北辙，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和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