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开放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提出的，其目标首先是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王玉主

　　“一带一路”重要倡议出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围绕着“一带一路”建设的诸多项目也进入实质性推动阶段。但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仍有模糊之处，一个表现就是讨论中对于“一带一路”是战略还是倡议的分歧意见。这种分歧主要源自观察者的视角差异，从我国经济自身发展、从亚洲实现共同繁荣的需求角度看，“一带一路”是一项极具进取心的发展战略。

　　首先，“一带一路”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开放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提出的，其目标首先是要服务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可以用奇迹来形容，但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国内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因为各地区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深度、广度上的差异，形成很大落差。如何实现各地区平衡增长的问题从此前备受关注的国际问题变成中国自身也面临的重要挑战。另一方面，追求高速增长理念造成的忽视环境成本的后果开始显现。加上伴随人口红利消失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压力陡然增加。

　　因此，如何使中国各地区都能加入到全球价值链，如何使中国企业在“微笑曲线”上能向附加值更高的两端攀升，形成更具竞争性、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成为决定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步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的“西进”不仅带有地缘意义，更要为中国的地区平衡发展拓展新的国际空间、开辟新的思路。

　　其次，“一带一路”是在国际经济区域化日益深化，亚洲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体化陷入“飞地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还要通过推动新的区域合作模式，带动亚洲经济的共同增长、共同繁荣。

　　众所周知，亚洲的东亚各经济体在冷战后取得了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同处亚洲的南亚、部分东南亚、部分东北亚国家经济依然贫困落后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亚洲内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

　　伴随着亚洲经济发展的这种不平衡，亚洲的区域化安排呈现“飞地”特点，即往往限于自己的次区域，并因为受制于全球生产网络或供应链而与亚洲区外的发达经济体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与亚洲其他次区域缺少合作。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长期以来世界经济总体上受西方主导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亚洲自身地缘上相互分割、内部互联互通水平低下的结果。但即使在西方经济吸引力下降、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显现火车头作用的情况下，要推动亚洲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仍需突破亚洲各次区域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缺失这个瓶颈。

　　“一带一路”倡导的互联互通、特别是习主席提出的“五通”理念，针对的正是亚洲内部不联不通这个症结。无论是得到世界广泛支持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规模巨大的丝路基金，首要的目标都是要突破阻碍亚洲内部一体化的互联互通瓶颈。当然，中国推动亚洲合作并不全是利他行为。只有把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才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实现与东部地区的均衡增长。

　　因此，不管对“一带一路”做怎样的战略解读，都不应忽视“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和初始关怀。因为无论它要服务怎样的战略目标，它首先应该在经济上是成功的，能够为中国和亚洲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