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负面新闻不断管理体制饱受诟病

　　■特约记者 程喆

　　“作协”这一原本和人们没什么关系的字眼最近屡次见诸报端。除了给作品和作家之外，人们对文学圈子的关注增加了新的角度，然而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它是因为时常曝出黑幕和丑闻才火起来的。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文坛并不纯净的传言，有人认为，作协的行政级别色彩确实模糊了中国作家的身份。

　　作协很忙 互相指责牵扯不清

　　7月3日，实名认证的“纪实作家张弓”发布微博文章《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被举报 还有多少文学大奖可用文物换？》。该文称：“近日，一封陕西作协副主席阎安向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行贿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检举信在各大论坛疯传，称阎安为了得到2014年的鲁迅文学奖，向高洪波行贿，用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换得了鲁迅文学奖。”对此，高洪波给予否认，中国作协表示正在调查。

　　正所谓“无书不抄”，在“作者圈”中，最常见的则是剽窃。今年7月，陕西作协副主席吴克敬作品《户县赋》被指抄袭。据报道，因为将重复发表的作品充当新作投稿，吴克敬曾经被长江文艺杂志社发布声明公开指责。

　　“作家圈”的混乱不仅在此，今年4月，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其个人微博上公开发表《我的质疑书》，称“T诗人违规晋升”，“T诗人”田禾则迅速反击，并反过来质疑方方工资收入等问题。

　　作协主席和副主席在网络上就评定职称一事交锋，再一次让人们目睹了作协中的混乱局面。孰是孰非，还有待事情进一步调查深入，但作协系统内部难称透明的运作程序，已经展露在人们面前。

　　作协揭秘 其实是“为文学服务”

　　作协究竟是干什么的？上海市作协原副主席赵长天说，作协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它为作家提供服务，而不是管作家的。加强作家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维护作家权益工作。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崎嵘介绍称，作协在成立之初，有一个概括的说法，就是联络协调服务（作家）的；现在来说，作协最大的职能还是服务，服务作家，服务文学。

　　关于服务文学，作协确实有很多活动，比如有五年一次的(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一年一次的全委会、一年两次的主席团会。此外还有很多会议、座谈、调研，把各种思想、精神和对作家的希望及要求，传递给作家。

　　评奖也是一项重要工作。作协在全国一流的奖项有4个：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作协还组织作家采风，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奥运工程，作协都曾组织作家到第一线去过。

　　加入作协其实也不难

　　2006年，郭敬明等人加入了作协，引发了诸多争议。争议可以浓缩为两个问题：作家是什么？作协是什么？

　　加入作协，其实也不难。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崎嵘说：“我们的入会标准很简单，只要在国内发表过一两部有影响的作品就行，但主要指的是纸媒作品。”

　　根据作协章程，加入作协需要个人申请。章程第二十条规定：“凡赞成本会章程，发表或出版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创作、理论评论、翻译作品者，或从事文学的编辑、教学、组织工作有显著成绩者，经本人申请，团体会员推荐或个人会员二人介绍，经本会书记处征求申请人所在地区或系统团体会员的意见，由本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即为个人会员。”

　　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作品发表，同时有作协成员推荐，就可以申请加入。

　　除了玩赛车的韩寒外，游离在作协之外稍有知名度的作家都选择了加入，其中不乏“80后”和“90后”。但申请加入作协的人数众多，入选需要经过筛选。

　　2013年，中国作协发展会员400多人，报名的却达到了1500多人。中国作协的新进会员过五关斩六将，并不容易。

　　有时候像“围城”

　　2009年，郑渊洁退出北京作协，金庸加入中国作协，当时有人笑称：“作协像一个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作协显然对“想进去”的人的吸引力更大。据《法制晚报》报道，2010年，中国作协按照每年的惯例吸收了378名新会员，经过60多年的积累，当时的会员人数已达9301人。这仅仅是中国作协的人数，如果到省一级，那么人数将破万，地级市和县里作协的人数就更多了。

　　作家加入作协，一方面认为“作协成员”的身份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对于有追求的作家，作协所提供的平台的资源是“单打独斗”所不能比拟的。

　　据《南方周末》报道，作家李傻傻、张悦然等表示，作协曾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收到了第七届中高级作家研讨班的录取通知书，邀请他们去北京就读。该班的培训长达5个月，性质为全脱产就读，学费、吃住由作协承担。

　　而对于网络作家来说，更是如此，网络作家在网络上点击率再高，读者再多，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不被承认。

　　小单位的人情

　　《人民网》刊文称，想要离开作协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不想同流合污”“令人失望” 等。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余开伟曾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其理由是“湖南作家协会这些年来逐渐蜕变成极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宗派主义和谋取名利的工具”。

　　《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称，虽然驻会作家的待遇也没有多高，比如一些省份，每月三五千元钱，但可以保证有饭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按照现在的作协机制，是“计划经济踩到一半，市场经济也踩到一半”。 因此，“体制内”作家成了人们形容作协会员的常用说法。

　　在长沙市文联主席和湖南作协副主席何立伟眼里，作协就是一个“作协院子”，这个院子“名义上是一个民间社团，却有官方编制的身份，靠政府拨款养了一批行政人员和几个作家和批评家”。

　　中国作协会员阎延文在《足协、作协民间组织官僚化》一文中谈到，中国作协名义上是民间组织，实际是正部级单位拿着国家财政拨款、享受着市场的待遇、行使着政府的权力。作协官员“同时拥有官员、作家和企业法人等多重身份，可以在官场、市场和文学场之间自由游走”。

　　正如此次方方质疑同事晋升一事，就是人情代替了制度的典型事例。“小单位的人情往往就会多一些，一二十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人情关系复杂，从领导到管理人员，都是熟人。大家觉得通过关系是可以打破制度的，甚至也都不自觉地遵守这一原则。很多人不管制度，拿到职称再说，知道有规范，就是不遵守，同闯红灯一样，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张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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