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同时经济运行态势分化特征较明显。应对当前的风险挑战，需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实现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的平衡。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适时适度地转向扩大总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这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选择。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

　　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持续了3年多时间。今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速为7%，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6%，就业情况比较好，整个经济运行仍处于可控范围，但一些脆弱的行业和企业，如煤炭、钢铁、房地产和一部分中小企业的运营困难加大，显露出经济形势严峻的一面。统计数据表明，需求不足已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经济下行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选择。

　　导致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投资率不断上升，最终消费率主要是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改革开放37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机理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供给约束为主转变为需求约束为主。从1981年到2014年，我国投资率由32.9%一路攀升到46.1%，居民消费率则从53.4%一路下滑到37.7%，分别上升了13.2个百分点和下降了15.7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导致了目前的产能过剩，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较为突出。解决当前经济下行、增长乏力问题，实现稳增长目标，必须对症下药，从扩大内需入手，破解需求不足难题。

　　当前，克服经济下行压力，仅靠正常情况下的需求拉动力是远远不够的。需求总量中还应包括克服经济下降惯性影响所需要的拉动力。转方式、调结构需要通过增量的调节才能完成，包括开发新产品、更新设备，都需要增加投资。关键在于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适时适度地转向扩大总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也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稳增长亟待货币政策支持

　　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要求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应当看到，当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不强。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增加8.8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46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到位资金261507亿元，同比仅增长6.3%。企业缺乏投资意愿，银行贷款用不出去。如果形成经济下行惯性助推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加剧经济下行的恶性循环，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必须抓紧落实中央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克服经济下行惯性，使货币增速有一个大于正常情况下的增长速度。

　　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的货币化率是否合理，关键应看货币供给量能否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只要不造成通胀或通缩，货币供应都应当视为合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经济货币化率高一些是正常、合理的。发达国家股市市值总额一般相当于GDP的100%左右，而我国长期仅为40%左右。在判断货币供给总量是否合理时，只看经济的货币化率，不看经济的证券化率，只能得出错误结论。相反，在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背景下，M2的总量已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我国规模巨大的实体经济是人民币的强大支撑。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经济仍处于快速成长期，M2的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2倍左右是必要的，既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又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同时，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寄望于通过人为制造紧缩的环境，对企业施加转方式、调结构的压力，只能适得其反、欲速不达。当前在货币政策上实施降息降准，适度扩大货币发行，是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正确举措。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银行贷款大量流入股市，制造资本泡沫，需要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引导。我国债务率偏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较大空间。应扩大长期建设债券的发行规模，通过财政资金的贷款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等措施，引导银行贷款投向，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国家发改委近期相继推出11个重大工程包，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建设项目，以特许经营权的方式，鼓励社会资金投入。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应主要投向这些领域，以达到优化结构、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目的。为防止企业挪用信贷资金炒股，应加强对资金流向的跟踪监察，确保银行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过去曾实行过的点贷、窗口指导等成功经验，现在依然有效。

　　推动城乡一体化是实现稳增长的根本途径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尽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关系到2020年能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关系到能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区间，也关系到未来十几年能不能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国际上看，凡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即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上，都是在成功地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之后。也就是说，没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大体拉平，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是非常困难的。

　　当前，我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许多城市都存在招工难，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为第一产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历史性机遇；二是农用工业具有充足的供给能力，可以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农业集约化发展的收益可以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进入；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适当给予新农村建设以政策支持，就能引发巨大的投资需求；四是2.8亿农民工及其近2亿家属的市民化，既能圆4亿人以上的全家团圆梦，又能拉动城市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巨大需求。依托这四个条件，把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三件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部署，下大力气来抓，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