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初以来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一季度经济仅增长7%，为过去六年来最低。同期，三大产业中服务业占名义GDP上升至52%，较2014年1季度的49%高出三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占比则由去年1季度的45% 下滑至43%。此外，在经济下行的同时，就业市场仍旧表现较为平稳。这一现象让很多学者、官员们欣慰不已。这被看作是中国经济逐步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为主导的结构优化的积极信号。服务业也被认为是挽救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救星。我们对这样的看法有不同意见。且不说当前服务业的占比上升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下行期间内工业过度疲软所致，单论过早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本身这一现象就是十分危险的。其一方面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降低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速，可能是经济结构拉美化的信号。一旦成为趋势，会增加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从行业间生产率差别的角度出发，对于一个人均GDP 仍处低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服务业挤占制造业在实质上是一个低生产率部门代替高生产率部门的过程。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产业的每单位劳动力创造的产出约为11.1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服务业单位劳动力的产出为9.3万元，大约是第二产业的83%左右。

　　目前关于服务业的普遍观点恰恰忽视了服务业跟工业之间的效率差别。即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在服务业所能创造的价值仅为他在第二产业就业的80%。2014年底公布的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13年底制造业在二产和三产全部从业人员占比为35%，比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时期下降了3%，同期服务业占比上升了3.5个百分点至46%。当服务业逐步替代第二产业的份额成为拉动就业的主要动力时，伴随的经济效率损失也是巨大的。

　　从长期来看，当资金和劳动力涌向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即服务业）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也会逐步下滑，累及到经济的长期增长。2008-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随着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节节攀升，直至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单位就业人口创造出的GDP（可视为劳动生产率的近似指标）也由每年17%的增长降至10%左右。而根据经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生产率、劳动力和资本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劳动生产率增速的降低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大量经济学文献从理论、实证等方面阐明了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带来的危害。经济学家罗迪克（Ro-drik）在2013年曾指出，大多数顺利完成工业化的发达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雇用的人员都一度高达劳动力总量的30%-40%，而过早去工业化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永久性处于低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名经济学家皮珀（Pieper）在2007年就指出，通过比较研究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发现，惟有工业的扩张才是与就业和生产率的增长有长期正相关关系的，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绝大部分是靠工业部门来带动。

　　汇丰的研究发现，在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即控制了GDP的增速）之后，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上升对就业的促进从长期来看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此外，皮珀还发现，在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工业在经济和就业中的比重降低的同时，也伴随着这些国家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学家费利佩（Felipe）和瑞伊（Rhee）均指出，要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制造业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测算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制造业比重至少要占国民经济的20%左右。换言之，低于这些阈值的经济体，收入也会低于相应水平。

　　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大力发展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对维持经济增速十分必要。较早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例如英国在一战时期制造业就业一度占到全民就业的45%，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就业仍占英国全民就业的三分之一左右。再比如一些较晚去工业化的国家，如韩国在经济腾飞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制造业在全民就业的占比从15%一路飙升到上世纪90年代的30%左右。同样再看反面案例——印度。印度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的国民收入水平比中国高30%左右，而到2013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是印度的4.5倍。

　　反观中国，当前制造业就业在全民就业的占比大约是15%左右。同时，中国劳动力占全球近五分之一，而出口仅占世界的12%。借鉴那些成功完成工业化进程、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制造业至少还应该有十年的发展空间。

　　的确，经济下行时期内需疲软和高企的融资成本也对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运营产生了额外的困难，是不能因此就偏离了工业化这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熟路径。事实上，当经济增速放缓，服务业并不能长久独善其身，依靠服务业的一枝独秀来扛起创造就业的大任也是不可持续的。相对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来说，服务业抗冲击弹性要更大一些。在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的时候，工业往往是最先受到影响的。但是，工业需求的薄弱终将会影响到对服务业的需求，毕竟一大批生产型服务业企业是以向工业企业提供所需的服务来维持运转的。而且，对于非生产型服务业来说，工业生产下滑带来的劳动者收入减少，他们购买服务产品的能力也会受到约束。总体来说，产业间的相互联系终将会把工业的疲软传导至服务业。

　　全球的总需求我们无法控制，完全可以在机械设备、智能手机和基建等领域主动争取市场份额。当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很多大型制造业企业将生产中心从中国外迁至东南亚国时，“中国制造”仍可以向上述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进军。中国劳动力的质量和技术仍在发展中国家中首屈一指，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相比其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柬埔寨为4.8年，印度为5.2年，越南为6.34年。

　　实际上，即使是世界一流发达国家美国仍在孜孜不倦地强调发展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人均GDP尚不足世界均值的国家，中国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还应该重视和扶持制造业。制造业是传统上的“扶梯行业”，它能最快地吸收新技术，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这些优势是服务业无法比拟的。因此，我们认为，过早去工业化是祸不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