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星灿烂

　　本报记者 唐 婷

　　“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匆匆赶来接受集体采访的王晓东，来不及擦拭额头渗出的细汗，忙招呼大家坐下。墨绿色衬衣，黝黑的肤色，面前这位温和敦厚的中年大叔看上去没有科技日报记者想象中的“国际范儿”，反倒有几分农民“本色”。

　　十年树木，王晓东耕种在北京昌平远郊的“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从正式挂牌算起，到今年底就10周岁了。作为所长，令他欣慰的不止是一楼大厅里那满满一墙的论文成果。

　　“在一片高粱地里，盖起一座楼，引来一批年轻人，建成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科研体制创新实践辐射到国内的科研机构。对北生所的今天，我非常满意。”王晓东由衷地说道。

　　“做科学研究时，幸福感最强”

　　小伙子郭佳是王晓东实验室的管理员。和王晓东一样，他也曾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进行博士后训练，只是两者先后隔了十多年。在学校时，王晓东就是他崇拜的学术偶像之一。“你知道吗，因为发现了线粒体在细胞凋亡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王晓东的名字被写进了分子生物学的教材里！”

　　凋亡是细胞死亡的一种形式。在细胞内部有一套自毁装置，在基因调控下，细胞主动自毁消失被称之为凋亡。王晓东举例道，从一个胚胎细胞发育成人的过程中，每个人有男女2套性器官。发育过程中，基因决定他是男性，那他体内的女性性器官就会凋亡，反之，如果基因决定她是女性，那男性性器官就会凋亡。“再比如，人体内的食道、气管、血管原本是实心的，随着管内细胞的凋亡才形成了通道”。

　　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细胞凋亡是如何发生的？从分子尺度研究细胞凋亡的内在机理是王晓东的学术兴趣所在。他和助手通过实验，找到了执行细胞自毁程序的2个关键蛋白：“扣动扳机”的细胞色素c和“拉开保险栓”的Smac。而这2个蛋白都来自细胞内部的线粒体，在细胞启动凋亡信号时从线粒体中释放出来。线粒体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为细胞提供能量的结构，王晓东的发现使人们对线粒体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正是在细胞凋亡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为王晓东在2004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年41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之一。

　　科学家，科研管理者，百济神州生物科技公司（简称“百济”）创始人，王晓东也为自己头顶的各种身份困惑过。在他看来，不同身份有不同的吸引力，但经历过才知道内心深处真正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我在做科学研究时，幸福感最强，科学家是我的主业，其他都是‘玩票’”。

　　的确，走进实验室，换上白色实验服，站在一群年轻博士生中间，拿着实验样品，和学生们探讨各种细节的王晓东，一下子就精神焕发起来。而此前的几分钟，在摄影记者的镜头里，被要求身着西服的他，在周围人的一再提示下，才尽力笑得不那么拘谨。

　　“所谓看得准，其实是懂取舍”

　　在见到王晓东之前，记者们试图从北生所学术副所长邵峰那里了解更多的故事。果然是共事10年的同事，记者后来在整理访谈录音时发现，他们两人谈了许多近乎“雷同”的观点：“回归科学本身，追求学术上的原创性”“更看重科研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要耐得住寂寞和边缘化，创造性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

　　开诚布公甚至开展“不留情面”的学术批评是北生所的科研文化之一。邵峰刚进所里时主要从事细菌及其致病机制的研究，在短短几年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论文，走在国际细菌学界前沿。“但是，我所做的工作在晓东看来应该从细菌学中走出来，延伸到免疫领域。在这种‘不舒服’的批评中，我调整了科研方向”。

　　回过头看，邵峰认为王晓东的建议是有前瞻性的。2011年，邵峰发表了一篇免疫相关的论文，目前引用率近400次，而他2007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细菌相关的论文引用率仅200多次。“如果别人总夸你很‘牛’，你就容易‘躺’在那儿了”。

　　给年轻人提供学术方向上的指导是王晓东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看得准”是学生和同事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对此，王晓东并不完全同意，笑称自己也经常看走眼。

　　“所谓看得准，就是懂取舍，多数人看不准就是因为舍不得，什么都想要，还总觉得别人碗里的更好，而我舍得下，不追求高产，只要求大家做精品，最后显得‘看得准’，如果高产就容易良莠不齐。”王晓东说道。

　　让科研人员能心无旁骛地探索真正的科学问题，是王晓东的办所理念之一。在他看来，真正的原始创新无章可循，需要心灵与物质的自由才可能在无章可循中找到蛛丝马迹。

　　和国内大多数科研机构不同，在北生所，从所长到所有工作人员实行合同聘用制。科研人员不用申请课题，每年就能得到200万到300万的固定经费，根据自己的特长与兴趣，进行自由探索，不用跟着国际热点或“专家”制定的指南走。

　　同时，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不是看论文数量和发表的杂志等级，也不是看所获得的各种奖项，而是进行5年一次的国际小同行匿名书面评审。尽管省去了论文和职称的压力，5年一次的大考却更为严苛。第一轮5年评估，标准是研究小组在本领域是否产生了影响力，第二轮就提升到“本领域的领导者”，不合格者将在一年内离开研究所另谋职位。“秉承国际科研传统的同行匿名评审保证评价不受人情因素左右”。

　　“探路转化，希望走得更远”

　　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院士曾说过，基础研究和转化应用只有一步之遥。坐在北生所二楼会议室里，能够清晰看到一路之隔的办公楼外墙上醒目的“BeiGene”标识。

　　BeiGene是百济公司的英文名，该公司主要致力于研发治疗肿瘤的原创药物。谈到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百济的初衷，王晓东表示，北生所一直在探索基础研究的转化之路，前面几年在铺垫，希望能走得更远，做百济也是一个尝试。

　　“科学家进行成果转化没有清晰的路线，转化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那么钱在哪儿，人又在哪儿？我跟着百济探路5年，希望能为后面的科学家提供转化相关的具体指导，甚至可以领着他们上路。”王晓东说道。

　　戏称自己为“王大胆”的王晓东，在探路的过程里也非常务实。去一些科研机构参观，看着挂满一墙的专利，他觉得这实在是一种糊弄外行的浪费，因为专利的申请和维持都需要不菲的费用，不能转化的专利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北生所，没有“挂在墙上”的专利。正式申请国际专利之前，北生所工作人员会先在中国进行预申请，以享有为期1年的优先权。在1年的时间里，去寻找有购买专利需求的客户，或者选择自己转化。找到为专利付费的“下家”，再向美国、欧洲正式提出专利申请。

　　无论是耕耘科技改革试验田，还是专注抗肿瘤新药研发应用，其间艰辛可想而知。当被问及困难时，王晓东只是一笑而过，以“不足为外人道也”作答。

　　“我不抱怨，也不喜欢听别人抱怨，自己尽力就好，人一辈子就这么长，还有那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为什么不往前看？百济研发的一种新药马上就要开始临床试验了，希望能给癌症晚期患者带去治愈的希望。”王晓东真诚地说。（科技日报北京5月2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