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安倍访美期间，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重要议题之一，他也表示将采取措施推动TPP谈判早日完成。可是，美日在大米和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开放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事务级磋商仍将持续。事实上，从2013年7月日本正式加入TPP谈判以来，一些核心议题谈判进展非常缓慢，致使谈判陷入长期僵持状态。反观AIIB（亚投行）的谈判进程，却顺利得多。4月28日亚投行第四次磋商会议声明，各方计划于今年年中拟定亚投行章程的终稿并签署，之后经成员国批准生效，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那么，TPP和亚投行的谈判进展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差距？

　　其一，TPP不太在乎他国感受，只是用高标准来逼迫对方开放市场，哪怕会伤害他国产业。美国到现在也没有主动提及自己有什么开放条件，而是一味等对方给出开放条件。TPP被称为具有高标准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拟包含的内容和条款具有高标准和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明显具有设立全球新FTA（自由贸易协定）标准的倾向和趋势。但是，这对其他国家一些核心产业会造成明显冲击。以日本农业为例，一旦加入TPP，其大米、小麦、猪牛肉、乳制品、糖五大“圣域”将受到巨大冲击，农林水产品损失多达3.0兆日元；农业及关联产业的就业机会将减少340万人；日本农业的自给率和农业多功能性都将受到极大冲击。

　　而亚投行则如同投资入股公司一样，只谈入股金额与回报，没有“攻击性”地要求任何国家牺牲自己的经济与市场利益。亚投行本质上基于一种发展的地区观，强调发展、动态、竞争、效率，以解决地区内的不发展和贫困现象。它不仅考虑政府层面的交往，更考虑微观层次的沟通。亚投行还考虑与区域外国家的战略合作，选择了更为灵活的双边、多边关系网络。亚投行谈判的推进，以交通链为纽带、安全链为保障、金融链为中心服务、产业贸易链为基础，并脚踏实地地落实到民生链和民心链。亚投行不仅不会冲击本国产业，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通过大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产业发展与升级的良好机会。

　　其二，在TPP谈判中，美国一再提出他们要“创造国际经济秩序”，主动制定21世纪的贸易标准，即维护美国自身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主导权，本质上是以“守旧者”的面目出现的。而在亚投行谈判中，中国没有强调要创造新的国际秩序，中国本质上是以“秩序维护者”而非挑战者的身份出现的。换句话说，中国也从来没有提过要主导亚投行的发展进程，或是在国际秩序中另起炉灶。如果仅从出资额作出“中国主导亚投行”的判断，则未免失之简单化。

　　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虽然有所增强，但他们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并未相应提高，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难以落实，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也有障碍，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受到的压力很大。也正是因为IMF改革的迟滞，才有了亚投行的诞生。

　　美国推动TPP的重要意图之一，就是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配合其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同时也希望通过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来迫使中国“就范”，因此TPP谈判或多或少带有一些针对中国的意味。但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且已成为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任何TPP谈判方都会从本国利益出发，慎重考虑如何平衡与中美的关系，争取自己的有利地位。这也使得TPP谈判的背后有了更多的战略考量。

　　中国推动建设的亚投行，实际上正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有益补充，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出发带动地区发展。它本质上并不带有对抗意味，也不设“假想敌”，因此迅速得到了地区国家和许多区域外国家的支持。亚投行输出的是繁荣、和平与稳定，这也正是各国真正需要的。

　　其三，亚投行谈判本质上是市场导向，侧重于具体领域的市场需求和市场运作。TPP谈判则包括了太多政治导向的因素，极大制约了其谈判进程的推进。

　　在亚投行谈判中，虽然也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政治风险与政治互信，但这并不是关键环节，重点在于如何探索具体合作领域，实行经贸政策对接。其中就包括：政策沟通、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设施联通，强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贸易畅通，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资金融通，注重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民心相通，则着力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市场作为“无形的手”，可以在这里发挥巨大的作用。

　　但从TPP谈判本身来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因素都会对其造成巨大的制约。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没有意识到国际秩序实际上已经进入“转折之时”，还想用老思维和老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本质上只会加深中美在战略上的不信任，迟滞双方在区域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如果中美无法达成合作与共识，TPP的推进和发展都将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在国内政治领域，由于TPP冲击了许多国家的核心产业，并且这些产业都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必然也会在国内造成极强的政治反弹。仍以日本农业为例，此次TPP谈判时，农协通过举行反对加入TPP的游行集会活动，加大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力度，借以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

　　总之，TPP谈判的结果，有可能造成“负的结果（-）”；而亚投行的谈判成果却只是“扯平（break even）或正的成果（+）”。这是TPP和亚投行两个谈判进展情况迥异的重要原因。但我们绝非把TPP和AIIB（亚投行）放在截然对立的角度进行思考。事实上，中美两国都担心被孤立于亚太地区的某种未来秩序中，而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中美通过某种“换牌”寻求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同舟共济。当然，这种“换牌”并非立即宣布加入对方主导的AIIB或TPP，而是寻求合作。王裕庆 姚锦祥 王东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