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新思维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话题热了起来。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基辛格博士有新著《世界秩序》，他对美国十分自豪地“通过传播民主原则首先和平”的理念提出了质疑。从1991年到现在的24年十分具有戏剧性，9·11事件、美国两场打不赢的反恐战争、金融危机以及伊斯兰国的出现使他看到，美国一贯坚信“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传播会自动创建一个公正、和平和包容的世界”并没有成为事实。他曾经说：“如果一种选择是正义和无序，另一种选择是秩序和非正义，我始终都会选择后者。”看来是“秩序”至上，甚至超越了“正义”的价值。这种痛心疾首的感觉和判断是令人深思的。

　　其实对“秩序”一词人们并不生疏，人类群体生活事实和实践使人们深刻体会到秩序对社会的重要意义。问题是今天世界秩序发生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些西方国家一手造成的。他们为了推行以个人主义为基本伦理的价值观和多党议会制式的民主，以反恐为借口，或直接派军队入侵某个国家，或在某些国家策划“颜色革命”，结果使那些国家战火连绵、动乱不止、无序混乱、民不聊生，百姓深受其苦、深得其害。然而，西方人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已经发生的事情使他们从狂欢落到沮丧，做出了宁可牺牲正义也要维护秩序的判断。然而不正是西方人用他们的“正义”破坏了世界的“秩序”吗？其实，“秩序”的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正义”。从这样的认识出发，还有“正义”与“秩序”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吗？

　　这里我们不是讨论哲学话题，也不是仅仅关注世界，而是首先要认真思考如何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思考“秩序”对中国发展、变革和我们安居乐业的现实意义。当前我们处在改革的深水区，越是要变革创新，越要维护秩序和稳定。

　　一个社会要有秩序必须有规则，用规则进行社会控制，维护秩序。自古以来人类尝试用各种办法形成规则，从初民社会的“习俗”到现代社会的“道德”、“法律”，演变了社会生活规则由原始到现代，由抽象到具体，由非强制性到强制性的过程。道德和法律逐渐演变为控制社会，形成社会秩序的两种主要手段。

　　道德是精神层面的，是对人思想行为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正当与不正当等共识和评判的标准，它通过影响和约束人们的思想来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秩序。法律是行为层面的，是经由国家制定，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的规章制度。这里所谓“公正性”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不因人而异。所谓“可操作性”是说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依证据可对违法者实施教育、威慑和惩戒。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以德相辅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今天，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爱护秩序，自觉遵守秩序。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需要秩序，中国的变革需要秩序，中国人的安居乐业更需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