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易寒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他们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不平等：一是制度性歧视，二是阶级不平等。不同出身的人可能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但是请不要为那些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设置其他障碍。

　　一些农民工子女主动放弃学业

　　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相比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而言，学习更加勤奋，学业成绩也更优秀。在公办中学，每个年级有5个班，其中一个全部由农民工子女组成。在初中一、二年级，这个班级的平均成绩一直处于全年级中上游，通常排在第二名、第三名；但是到了初中三年级，这个班级的成绩迅速下滑至最后一名。

　　其原因就在于，农民工子女在上海不能参加中考。到了初中三年级，他们将不得不选择回原籍继续读书、直接就业，或者在上海就读职业中学、技校或中专（即所谓“三校”）。回原籍实际上就是由流动儿童转变为留守儿童，他们将不得不在亲戚家或学校寄宿，还需要适应新的教材体系和学习节奏，事实上很多孩子回到农村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不少人又回到城市；以初中的学历直接就业，往往只能从事最低端的工作。

　　也就是说，升学“天花板”对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很大的影响，高年级学生要比低年级学生更加缺乏学习积极性，对前途更加悲观。这种“天花板”既表现为现实生活中个人发展的瓶颈，也表现为个人对自身前景的低水平预期。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就是指农民工子女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对自身的前景产生了较低水平的预期（仿佛有一块天花板封住了自己向上流动的空间），从而主动放弃了学业上的努力。

　　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小“帮派”

　　与公办学校中的农民工子女相比，农民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流行着保罗·威利斯所说的“反学校文化”：很多高年级学生都不认同教师的权威，认为校长不过是一心赚钱的老板，不少人自愿辍学打工，有的甚至成为“街角青年”。在他们看来，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大多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或处境，学校所宣扬的“让打工者的子女不再打工”更是无稽之谈，混日子、早恋、打架斗殴被认为是“酷”的表现。

　　据了解，几乎每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部都有类似的小“帮派”（少数成员甚至来自小学高年级）。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在校内外受到欺负，有不少人请“帮派”成员出面摆平，于是免不了打架滋事，让学校管理层头疼不已。这些“帮派”成员还喜欢以油嘴滑舌的方式挑战老师的权威，譬如寻找老师的弱点或特征，背地里给老师起绰号；当老师在讲台上很严肃地讲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挑其中的语病而制造“笑场”；极个别的学生在受到老师处分之后，甚至还会公开宣称要报复。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仍存盲点

　　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方面仍存在不少盲点：首先，开放公办学校仅限于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学前儿童的入托难、入园难（私立幼儿园的收费过于高昂，公办幼儿园的学位紧张、门槛过高、要求高额寄读费），以及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却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其次，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吸纳以“数字”为中心，即片面重视就读比例和人数的增长，忽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后的社会融合与学业成就。

　　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认知必须突破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框架，向学前教育和“初中后”教育延伸。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相对简单，因为不存在制度性障碍，加大幼教资源投入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即可解决；而“初中后”教育则更为敏感、棘手，因为涉及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二者都是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牵一发而动全身。异地高考在国家政策层面已然破冰，但地方层面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如何落实，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挑战的公共议题。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