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晔

　　从“悲情”讨薪到公力救济，从多样化的讨薪方式到有效的公力救济，农民工要走的路还有多长？在力倡社会公平、力建法治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讨薪的话题依然沉重。

　　近几十年来，在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备受关注的当属农民工群体的薪酬拖欠问题。农民工讨薪一直以来都是绕不开的社会话题。

　　从实际看，跳楼、下跪、到政府部门上访、求助媒体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等讨薪方式，都没有跳出私力救济的范畴，其手段都是通过吸引公众眼球、借媒体施压以保障其经济利益不被剥夺。

　　传统悲情方式讨薪，以硬碰硬的表现形式，在给农民工自己造成重大心理伤害的同时，也让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反复多次的以生命相威胁，将农民工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使悲情讨薪愈来愈难。政府针对农民工讨薪，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有的地方还成立专门工作机构，配备专门工作人员。即使如此，在不少地方，负责为农民工投诉提供接待服务和负责办理农民工讨薪事宜的组织，也面临身心疲惫、无能为力的窘境。一些过激行为，深深刺痛了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出力不讨好”“里外受气”成了他们的工作常态。相比之下，新颖的讨薪方式，如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显得更加“温情”、理性和文明，也更易于获得公众的认可。

　　讨薪方式从悲情向“温情”的转变，其实伴随着讨薪群体观念的变化。有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70%，已经成为讨薪大军中的主力军。被打上“农村户籍”烙印的他们，却人人都有一个“城市梦”。讨薪对于他们，不再是单纯的金钱博弈。他们更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将流行元素和他们的利益诉求相结合，借“秀”的过程表达自己的情感，维护自己的尊严，并尝试融入城市生活。这种讨薪“秀”，取代弱者心态的下跪、轻生，在让农民工维权“抬起头”的同时，也更具理性。

　　诚然，这是积极的解释，是从农民工观念的变化看讨薪形式的变化。如果说其变得更加理性、文明，是一种进步，那么反过来说，从悲情到“温情”、从激进到理性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种妥协。

　　悲情也好，温情也罢，农民工没有选择公力救济的渠道而“舍近求远”地选用私力，背后是他们的无奈。因为，公力救济成本高、周期长、程序繁杂、时效性差。《中国日报》在2015年1月15日报道了一例农民工讨薪案：重庆籍农民工刘仲凡，经历8个程序、20余次庭审，终于在939天后拿到了2011年被拖欠的13057元工钱。有人估算，他在讨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远高于最后拿到的工钱。当然，这还可能仅仅是他20余次往返庭审现场的吃住行花销，顶多再连上因此而造成的误工费，如果再加上他长达近三年的讨薪过程应该得到的精神伤害赔偿，数字还要成倍增大。而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诉讼或是信访上，他们宁愿选择寻求下一个机会挣下一笔钱，也不愿再重复刘仲凡的经历，当“刘仲凡”第二，更不愿接受职能部门、公职人员的推诿扯皮再给他们带来次生伤害。繁杂的程序更是让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极度匮乏的他们望而却步；即使痛下决心诉讼，甘愿经历这繁杂的程序，其结果却仍然是未知数。为讨薪付出的成本远大于能够讨到的最多的工钱，在现实的中国，恐怕不只是个案。一个又一个“优秀”讨薪方案的实施，又在一次又一次地促成政府不得不有所作为。“闹大”的维权逻辑在一天天地变强、变硬。

　　从“悲情”讨薪到公力救济，从多样化的讨薪方式到有效的公力救济，农民工要走的路还有多长？在力倡社会公平、力建法治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讨薪的话题依然沉重而不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