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刚

　　“通过细胞工程复合育种新方法获得氮素利用率高、抗病能力强、品质产量基本持平的大麦新品系已经在大田里了，估计两三年后能推出来。”说到此，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植物细胞工程研究团队首席专家黄剑华内心很激动，但回忆育种历程，他却满怀遗憾。“其实氮高效大麦新品种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过去因为缺乏科研经费无法倾全力而为之，后来终于等到不再为经费发愁时，团队建设又跟不上节奏了。否则氮高效大麦新品种应该早几年就能推出。”

　　如今，在植物细胞工程研究室里，一个小小的器皿可以培育成百上千个小孢子，从而在辐射光能的作用下快速长成成株。值得欣慰的是，以往依赖大田作业选择性状，如今被高科技环境下的实验室操作所替代，现代科技让育种变得更快捷更有效，我国在种源竞争中将更有底气。

　　然而，种源的竞争，更依赖科研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忘我精神。如果我们的制度能让科研人员从精神、物质上感到更“体面”，激发出他们更多的创造力，我国农业在面对资源硬约束、土地过度利用的挑战时可能就会更多一份从容。

　　从1975年筹建植物体细胞杂交课题组，40年来这个团队已是“三世同堂”，成就斐然。第一代在国际上首次报道水稻叶组织培养再生成株，证实谷类作物叶细胞存在细胞全能性，从而为原生质体培养及融合提供了技术与理论上的支持；第二代在运用杂交、诱变结合小孢子胁迫筛选复合育种技术上，育成了系列细胞工程大麦新品种；当下，年轻科技人员正在研发分子标记结合加倍单倍体育种技术，攻坚大麦、小麦小孢子胁迫结合分子标记的生物育种技术。团队的骨干分子先后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很显然，这是个有作为有影响力的育种团队。“我们团队现在是12人，从科研需求上看，需要扩大到二三十人，可惜，在现有的待遇状况下，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黄剑华说，“很多科研人员知道育种大有作为，也愿意为之奉献自己的才华，但这是个除了勤奋还需要天分和‘福分’的职业，科研人员需要热爱事业、奉献事业，但政府需从制度上优化，保障从业人员体面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让研究人员沉得下心来。”

　　黄剑华的语气依然平稳，但他说这话的音调则高了一度，这个老育种专家对育种科研人员的现状“有点急”。

　　因为工作的关系，笔者跟来自各个国家、大陆各个地区的育种专家有不少接触，很方便就能感受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育种科研人员待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深切感受到国内育种产业链上各环节从业人员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倒挂现象。但是，上海毕竟是一个人才高地，早就致力于打造种源农业基础创新平台，去年又被赋予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任，黄剑华的感慨感叹与此形成一种足以引起社会关注的对比。

　　“‘育、繁、推’种业体系主要该围绕哪个层面，这是聚焦种业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应该把体系中5成以上的资源用于育种，把这5成资源又重点用于重点人才和优秀团队，让团队和成员在精神上、物质上都感受到满足，这样，中国才有可能赶超世界育种水平，中国农业才能赢得话语权，在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挑战时多一分从容。”黄剑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