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到底是什么?

　　此刻这些词儿正往外冒：高房价，还贷压力，空气污染，交通拥堵，中等收入陷阱，健康问题，工作压力……打住!

　　沿着这些复杂而消极的思路，没有人会感到快乐，只要退回田园生活，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但你会那样选择吗?

　　就像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提到的，尽管城市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的吸引力正变得越来越大，在一个城市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居民更容易感受到快乐。假如从创新的角度去思考，就会理解这种快乐——一种对文明的向往。

　　城市向来是创新的发动机。眼下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消灭了距离感和信息不对称，让一座城市比任何时刻都更依赖创新能力。

　　我们正处于一个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与郊区和小城镇相比，大城市更多元、包容、便利、具有效率、娱乐生活更丰富，这一切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城市理论家路易斯·沃思在1975年提出观点称：大城市更能有效地培育亚文化。各种思维的人在大城市里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小型群体之间也能彼此影响，创意就像化学反应一样发生。

　　我们也可以从经典的“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去理解幸福，不同代际之间的体验差异会凸现出来。对上一代中国人而言，生活无忧大约等于幸福的全部。他们会建议自己的孩子找一份公务员或国企的稳定工作，在适婚年龄组建一个殷实的小家庭，并帮他们安排好房、车及生活必需的一切。

　　但在一个创新的年代，四周充满了新鲜而有趣的事物，好奇心强烈的年轻人又怎么甘愿错过这一切呢?生活保障已不是这一代年轻人所追求的幸福。他们在更小的时候已频繁地接触着外部世界，知道在物质生活获得满足之上，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多样才是更为重要的。这是北上广深这四个一线城市依然维持着对年轻人源源不断的吸引力的原因。

　　说到底，我们在此讨论的幸福感，是指一个城市在新生活方式的魅力。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年轻人能在这里感受到多少快乐，也决定着城市未来的命运。

　　

　　张雪菲对自己的生活还不那么满意。2013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了家乡天津，成了一名银行职员。从父母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最优选择——离家近，工作稳定，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可天津没办法满足我的精神生活，它很无聊。”张雪菲说，除了看电影、逛街、吃饭，天津很少有像样的艺术展，演唱会也只是偶尔有一次，“文化活动太少了。”虽然在天津出生和长大，张雪菲还是将相声曲艺这种最有天津特色的娱乐活动判定为“不适合年轻人”。

　　在张雪菲这一代人中，1990年出生的她属于对生活要求相对较高的那一类。在她的理想中，类似周末看个话剧，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参加一些知识分享型的聚会这样的休闲生活是最好的，而它们需要城市能够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氛围。

　　看起来，北京会更适合她。从在线问答社区知乎的用户数据中，你可以大概判断出张雪菲能够在北京遇到怎样的一群人。这个平台上16.64%的活跃用户来自北京，他们为这个社区贡献了26.07%的问题，也为21.02%的问题提供了解答。

　　“北京聚集了数量最多的热门行业从业者，像技术、金融、传媒、教育和电影业的从业者在知乎上都非常活跃。热门行业的特点是每天都有新知识，以及大量值得探讨的未知问题。”知乎创始人、CEO周源说。在他看来，用户所处行业及工作和生活状态，会反映出他们对应的精神需求。北京在信息流动速度和用户对信息质量的需求上都是最高的。

　　要像周源那样了解每个城市中的年轻人都在想些什么，或者对什么感到兴奋并不困难。他们是离不开网络和手机的一代，也将大部分生活的足迹都留在了网络——这个没有城市界限的空间中。主流互联网公司在新一线城市的渗透已经足够高，它们的大数据能够为不同城市中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描绘出一个大致精确的画像。

　　这是我们最初找到京东、大众点评、支付宝、优酷、去哪儿、滴滴打车、微信电影票、知乎和领英(LinkedIn)这9个互联网平台的原因。它们的核心用户都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因此从这些平台上的用户总量、用户活跃度、移动端用户占比等基础数据，就可以看到不同城市的年轻人会愿意为哪些东西投入更多的精力，并从中获得满足感。

　　比如滴滴打车累计订单量更高的城市与去哪儿移动端活跃用户数更多的城市之间会有一些相通的地方，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会更倾向于追求效率。通过手机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节约那些浪费在路边打车或是排队买票的时间，他们可以在有价值的事情上投入更多。

　　不过，移动互联网上集合的数据并不仅仅体现一个城市在信息沟通方面的效率。比如大众点评上，一个城市拥有多少家餐厅、咖啡馆，以及吃一顿饭人均要多少钱，或是玩一次的人均消费都能够反映出城市的基础面貌。

　　我们之前曾依据大公司对不同城市的关注度为中国城市进行了分级和排名(详见《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12月9日的封面故事)，这些大型商业机构和品牌对城市的判断是一个城市的商业魅力所在。

　　但正如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探讨的：“城市越大，其制造商的种类越多，小厂家的数量和比例也就越大。”那些散落分布在城市街区中的餐厅、咖啡馆、电影院或其他与周围生活密切互动的小型机构，比大机构更能告诉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满意度有多高，也更能真实体现一座城市经济生活的活跃度和繁荣度。

　　在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对中国的400个城市进行分级排名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在上次的榜单中排名前120的城市，对它们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多大的幸福感进行了排名和分级。这120个城市基本覆盖了一年多前评选出的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但考虑到各互联网平台上城市数据的统计维度，所有曾被列为三线城市的县级市都没有纳入此次排名。

　　我们认为，一座能够让年轻人感到幸福的城市，需要在五个维度获得均衡发展。

　　首先它要能够提供足够多样的选择，让年轻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它也需要是一座开放的城市，以便满足好奇心强烈的年轻人挖掘自我更多的可能性。效率和信息对称则更能促进创新，也将年轻人从琐碎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把精力更多集中到所热爱的事情上。便利度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而良好的生活方式则会阻止城市老去。

　　你可以在后面的文章中看到我们是怎样具体分析这五个维度的重要性的，以及如何通过数据来得到不同城市在这五个维度具体的幸福感指数。

　　此外，我们也借助一个城市的消费能力去界定其幸福感。这里的消费更侧重体现年轻人愿意为更好的生活方式花多少钱去埋单。除了之前提到的五个维度，消费力会在年轻人的幸福感计算中被赋予20%的权重。

　　我们最终得出了中国120个城市针对年轻人生活的幸福榜。从计算结果看，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地位并未被撼动，而紧随其后的成都、苏州、杭州、宁波、武汉、厦门、青岛、天津、西安、沈阳、昆明、东莞、大连、南京、无锡和福州成为了年轻人幸福感“新一线”城市。

　　但城市正在快速发生变化。

　　追求规模增长的互联网公司加速了这种变化，它们将能够改变年轻人幸福感的新生活方式迅速推向更多城市，这种消灭距离感和城市边界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一线”的生活方式。

　　微信旗下的在线电影购票平台正式上线只是在2013年年底，但经过一年的市场开拓后，它已基本完成了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布局，接下来的重点转到了二三四线城市上。

　　“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影院和影厅数量较少，IMAX、杜比影音等影厅硬件设施还未普及，网售电影票也基本属于空白。”微信微影时代电影平台中心的副总裁黄福建说。但背靠5亿活跃用户的微信，这个平台能够迅速地将效率更高的在线购票推广到新的城市。“微信用户覆盖较好的城市，用户已逐渐养成通过微信电影票购票的习惯。”他说。

　　就像我们看到的，每个城市的年轻人都有其特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很多公司具有意义。京东就在为不同城市的用户进行画像，从他们购买行为中表现出的购买能力、行为特征、心理特征、兴趣爱好等角度，更细致地了解每个城市的特点。比如在京东城市画像的结论中，二三线城市中忠诚型用户的比例较低，还有不少可挖掘的潜力。这些数据都为京东调整自己的物流能力和推广资源提供了依据。

　　优衣库在去年夏天做了一个叫“搭出色”的营销项目，邀请消费者上传用优衣库产品穿衣搭配的照片。除了一线城市，这个项目还覆盖了成都、沈阳等9个新一线城市。按照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吴品慧的说法，观察到了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希望看到其他人的穿搭经验，以及分享自己搭配的需求。启发了他们做这个项目。“我们要搭建一个平台，让顾客参与进来，并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她说。

　　了解年轻人的感受，并知道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是否幸福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调研公司盖洛普CEO吉姆·克利夫顿(Jim Clifton)提到的：未来20年之内，国民和组织的幸福指数将会变得和传统的GDP或者公司股价这些经济指数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因为幸福感可以更好地预测未来。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怎样才是幸福，我们列举了以下的6点：

　　01. 选择越多，满足感越强

　　参差多态的事物，让一个面临选择的人获得了自由——能在更大程度上左右自己，这种权利带来了一种幸福感。

　　这解释了为何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我们的榜单上排名仍然居前。大城市的高房价和污染影响了幸福度，但当你看向每日生活的最微小层面——吃喝玩乐，拥有226家电影院和11.9万家餐厅的上海，可以让你不那么费力就拥有更多的选择。你可以去最近的IMAX影厅看《速度与激情7》，也可以找家附近的小影院看一部简单的国产爱情片。类似的，在这里，从街边不起眼的夫妻面馆到“米其林三星”高级餐厅，从日本菜到东北菜，想吃什么总是有的……

　　城市的胜利在于，足够密集的人口带来了一种规模效应，它可以滋养丰富的物质形态，而其成本被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居住者分担，让生活本身有了多样性，从而实现了一种文明。

　　这是我们“多样性指数”的逻辑所在。当我们讨论年轻人的幸福感时，更着眼于考察这座城市中一些基础设施的丰富度，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很微小，集合却很庞大，样本的影响力甚至胜过大机构和大公司，因为它们是在居民的生活中自然沉淀形成的。精力充沛且处于社交需求旺盛期的年轻人总是希望他们的365天都可以过得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些提供了最多选择的城市，也总是集中了最有趣的年轻人群体。

　　在此方面，我们综合利用了大众点评和优酷这类网站的一些基础数据。用优酷数据的逻辑在于，我们认为“宅在家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窝在家里看美剧或者纪录片，以一种安静而自我的方式满足娱乐需求。借助优酷提供的各城市每天(以2015年4月5日为例)的播放总人数、播放总次数和播放总时长这些代表视频网站用户活跃度的数据，我们定义了每座城市对于“宅”的接纳程度，这种包容性给了年轻人更大的自由度。

　　很多城市对大众点评这样的工具十分依赖。除了利用它提供诸如餐厅和影院的基础数据，这个平台也正在进行数据整理，比如人们在各类娱乐项目上表现出的关注度。“关注度”是对所有用户的搜索、浏览、交易及评论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后得出的指数值。

　　

　　

　　

　　我们发现，关注度日均值排名靠前的城市与其在餐厅和电影院上的多样性基本呈正相关——生活在这些城市中的人也容易受到选择太多的困扰，从而习惯于借助技术来帮助他们做出选择。

　　在这一指数上，新一线城市正在迅速追赶北上广深。比如，从餐厅的数量看，成都和重庆的餐厅总数已超过广州和深圳——尽管其餐饮的丰富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除了数量，人均拥有的餐厅和影院也是一个参考，当现有的数量不够满足更多年轻人聚集带来的需求，也会刺激更多供应方的出现。

　　04. 便利就是吸引力

　　

　　便利会让中等收入的人和穷人生活得更舒适，这种舒适性也产生了幸福感。

　　相对而言，大城市更容易提供便利，比如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但它们也总在试图摆脱穷人和贫民窟——这是一种悖论。不过，一座城市要保持活力，必然要引入外来人口，维持便利度是必不可少的一点。对新一线城市而言，假如它们能提供接近于大城市的便利度，人才就会发生流动。

　　当你问起久居在上海的公司人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好感有哪些时，步行5分钟范围内总可以找到一家便利店会是不少人的回答。这座城市拥有全国总数最多的便利店和超市，但由于其常住人口数量较多——这意味着人均可获得的便利店变少——按照人均计算时，它只能排到第20名。

　　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新一线城市的零售店质量还不足够好，但数量却追赶得很快。那些24小时营业，足以提供你一整天日常消费的便利店，足以满足年轻人对城市便利度的需求。

　　与之类似的，年轻人也同样期待能在居住的范围内拥有足够多的餐厅。与多样性指数采纳的餐厅总数不同，在便利度指数里，我们更看重一座城市中平均多少人可以拥有一家餐厅，它们决定了你是否能就近吃到饭。

　　需要指出的是，像三亚这样典型的旅游城市，在餐厅的人均拥有量上会显得突出，但要是考虑在旅游旺季涌入的游客，这里的便利度所能提供的参考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随着电商在年轻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线上购物的便利度也应当被纳入对一座城市生活便利度的考量范围中。在京东这样有自营物流的电商平台，下单后当日可达的城市会比那些要经过层层物流的转运、需要两三天才能收到包裹的城市在电商体验上高出不少。

　　这里我们采用的京东电商基础设施指数主要从电商购物行为的结果端来倒推，它是通过京东2014年在不同城市的订单量排名，以及京东优势的标品类产品在不同城市的偏好程度计算得出的。

　　05. 良好的生活方式带来活力

　　

　　城市也会老去，并非因为时间，而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怎么娱乐即打发时间，反映了居民对生活的态度。假如上一代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则可能意味着年轻人比例很低，或者他们也失去了活力。这样的城市必然暮气沉沉。

　　这样的城市最可能出现在一些过去以重工业为主的资源型城市，它们曾经聚集了大量的工业人口，但长期困守在工厂的堡垒中，极少接触外部世界的变化，让这类城市中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停留在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

　　我们承认这样判断难免主观，但把足疗洗浴与运动健身比较，我们更赞成年轻人对后一种更喜爱——怎么说呢？从积极心理学角度，运动、户外郊游(接触自然)、购物逛街，这些行为更容易让人产生正能量，相关科学实验也证明，积极的心理及生活方式对人的幸福感有直接作用。

　　同样是来自大众点评在休闲娱乐项目上的数据，在经过项目的细分后，我们为运动健身、户外郊游、逛街购物等项目赋予了较高的正向分值，同时将足疗按摩、洗浴等已经老去的生活方式视为不够良好——将不同项目在每个城市中的关注度排名乘以这些项目各自的良好度权重后，得出了一份城市良好生活指数排名。

　　

　　

　　

　　

　　

　　

　　

　　需要说明的是，KTV和泡吧是两种通常被认为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但我们在计算中也为它们赋了负值。原因在于，与阅读或运动相比，这类纯粹打发时间的娱乐活动很难为生活带来放松之外的提升，并且从年轻人追逐的潮流看，它们也已经属于过去式。

　　与我们的判断相符的是，包头、平顶山、鞍山这些资源型的重工业城市，在良好生活指数榜单上表现糟糕。与它们境况类似的，还有那些过去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但近几年很少与新兴行业产生联系的地方，比如东北。

　　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在良好生活指数上的表现，普遍弱于城市规模相当的其他地区城市。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这不仅意味着对年轻人吸引力的下降，也意味着经济活力的丧失。

　　城市的老去是不可逆的。一旦年轻人抛弃了一座城市，他们就不会再回来。曾经是美国第五大城市的底特律在最近几十年中人口迅速减少，不断离开的人口使得这座过去辉煌的“汽车城”变为一座空城，并在2013年年底宣布破产。

　　这也是为什么更多的年轻人还在持续地涌入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这些城市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们能够满足并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

　　综上所述，在下一个对开页面的图表中，你能看到在年轻人在幸福感上排名最靠前的20个城市。北上广深依然牢牢占据着一线城市的位置，列为“新一线”的16个城市则与2013年12月9日出版的《第一财经周刊》中，首次推出的15个新一线城市略有出入。

　　上一次的城市排名所侧重的城市商业魅力更多表现一座城市在当下的发展状况，而它们是否让年轻人感到幸福，则决定着它们的未来。

　　One More Thing：微小消费体现幸福感

　　

　　诞生于1850年代的恩格尔系数恐怕解释不了新一线城市里的新现象。对于一个标榜自己是“吃货”的年轻人来说，ta的恩格尔系数可能较高——理论上这代表更穷，但我们倾向于认为ta对生活的满足度更高。

　　通常来说，选择更多样、价格更低，容易催生人的幸福感。而在我们计算了上述五大指数后发现，排在最前面的城市，其人均消费次数和单价往往也偏高。这一平均价格不完全代表当地的物价水平，更应视做对性价比的追求——年轻人愿意为品质好的东西付什么价钱。他们在这个领域花得越多，也代表一座城市为年轻人提供的生活品质更高。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计算中所涉及的消费力，指的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微小消费层面，而非车子及房子这种大宗消费。后一种消费力，无论是在二战后的美国和日本，还是当下的中国，是GDP快速增长的产物——随之而来的攀比心态、环境破坏及生活压力，反而降低了幸福感。

　　相反，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微小消费——“吃货”式的消费，体现的则是年轻人愿意花多少钱来买一种生活方式的满足感，比如偶尔花两三百元吃一顿大餐，或者买一张160元的IMAX影厅的电影票。与恩格尔系数涉及的家庭精打细算不同，年轻人的“吃货”行为，通常与社交及接触新鲜事物相关，这一消费力应理解为一种支付意愿。

　　我们曾试图比较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各项消费的平均价格，及在线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并无规律可言——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年轻人消费力的影响并非线性。

　　另外，考虑到支付能力是由不同城市中所有年龄层的消费结果导出，我们并没有将它纳入到城市对年轻人吸引力的五大影响因素中。但在计算整体榜单时，它同五大因素一样是体现年轻人幸福感的一项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