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第一起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遭到起诉的无人机“黑飞”案宣判，使人们对无人机乱象有了一个直观认识。在国外，类似事件更是层出不穷。在美国，白宫的无人机坠毁事件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在英国，一架无人机深夜潜入监狱，企图给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偷运近身武器和毒品；在法国，无人机“入侵”巴黎，甚至引起安全部门调查。一系列事件，勾勒出无人机在全球滥用的纷乱图景。那么，无人机乱象究竟因何而起？

　　 从技术层面来看，研制无人机的技术门槛不高，开发费用亦相对低廉。就精密性与科技含量而言，简易的无人机较之F-22、苏-35等军用战机差距悬殊。然而，它没有复杂的研发链，也无需耗费大量时间用于操作训练。无人机在民用领域的广泛应用，更进一步降低了它向全球扩散的成本。通过商业渠道，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关于无人机的技术资料或设备，这意味着无人机不再是少数发达国家武器库中的专属品。广大发展中国家、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是个人，都可能成为无人机技术的拥有者和使用者。2014年涉嫌航拍韩国青瓦台的无人侦察机，就是由普通的遥控航模、数码相机和无线传输定位设备制成。对于某些极端组织而言，廉价的航模玩具加上简易的爆炸装置，就足以发动一场从天而降的恐怖袭击。

　　无人机入侵事件频发的乱象，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在监管机制上的缺失。虽然依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国家基于领空主权对于非法入侵的航空器有权采取措施，对于军用航空器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诉诸武力。然而，具体到无人飞行器，领空主权的行使就遭遇到诸多实践困境。一方面，除却全球鹰、捕食者等大型军用无人机，普通的小型无人机并没有明显的军事标识，难以藉此判定其具体意图与动机，从而影响了反制措施的实施。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于军用无人机进入他国领空范围的情况，国际社会在判定其是否属于入侵行为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更遑论进行有效地监管。以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也门等国执行“定点清除”式反恐任务为例，批评者认为，美国无人机进入非交战国家执行军事行动，且未获得相关国家正式的授权许可，因此是明显的非法入侵行为。美国政府则辩称，由于“基地”组织发动了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无人机在上述区域打击“基地”组织及与其密切勾连的塔利班武装，应当属于自卫权的延伸。围绕无人机跨国行动的性质判定存在分歧，严重制约了相关管理和追责机制的确立。

　　当下无人机之乱象，在技术和制度之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心理层面。无人机给予人们心理上的变化，首先体现为游戏的心态。传统的飞行驾驶是性命攸关的事业，而无人机独特的远程遥控模式，使操控者得以用娱乐的心境驾驭飞行，他们往往沉浸在游戏环境中难以自拔，导致与现实飞行场景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可能会逐渐演化成精神上的割裂，其结果是抑制了他们对于非法行为的愧疚感。对于以无人机执行反恐作战的美军士兵而言，他们完全听不到战场声音，也嗅不到战场的气味。正如联合国官方报告所指出的，他们对于无人机的控制“通过计算机屏幕反馈来实施，因此存在以游戏心态来看待杀人的风险。”

　　 无人机入侵可能是个体行为，也可能是国家行为。无人机的出现，一方面克服了人类生理能力的局限，另一方面提供了更精确、高效的打击能力，从而将军事行动的风险和成本降到了新的低点。作为无人机领域的领航者，美国无需向地面派遣一兵一卒，就可轻易地实施侦察或暗杀，同时不用担心“运尸袋综合征”引发的舆论压力。然而，过于成功的手段往往会导致过度的依赖。无人机的“无风险”“零伤亡”，必然会造成滥用的后果。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无人机在他国执行反恐任务犹如上瘾般愈演愈烈，正是其难以割舍的依赖感的鲜活反映。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