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选将于5月7日举行。在最后的百米冲刺中，选情依然胶着。

　　这场被称为“一代人以来最难解难分的英国大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结局难料，不仅关系到谁将入主唐宁街10号，更攸关现代英国政治将被社会变迁的洪流推向何方。

　　在现代英国政治的历史上，2010年5月的大选被认为是标志性的事件，产生了1974年以来的首届无多数议会和战后首个联合内阁保守党与自民党政府。英国两党政治格局由此步入“三党时代”。2015年大选更是非同寻常，呈现多党混战的局面。4月3日，独立党电视台举行了此次大选中唯一一次有卡梅伦参加的电视辩论，辩论中“七党领导人”同台，保守党、工党、自民党、苏格兰民族党、英国独立党、绿党以及威尔士党等组织规模不同、政治主张各异的政党领导人，拥有了历史性同台辩论的机遇。

　　2010年的大选虽具多项历史性指标意义，但并未让人对英国政治的印象根本改观。执政五年来，保守党在联合政府中的绝对主导优势以及联合政府的稳定性，不由使人感到，欧洲式的多党政治距离英国依然遥远。但是，历史传统、执政经验与政治权术可以使英国大党保住有利于两党的政治制度设计，却保不住其民调与执政优势。战后初期，下议院不属于两大党的议员只有6名，2010年人数增至85名，2015年大选之后极有可能破百。反移民、主张退出欧盟的极右政党英国独立党异军突起，在英格兰地区与保守党展开激烈的选民争夺战，历史性地在欧洲议会与英国议会补缺选举中突围，英国政治一时间被称为进入“四党时代”。而历史性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虽然挽留住了苏格兰，却大幅拉升了苏格兰民族党的地区影响力，使其坐稳苏格兰第一大党的地位。失去了苏格兰传统票仓的工党问鼎唐宁街的优势锐减。

　　目前民调显示，保守党与工党的民意支持率在32%～34%徘徊，不分伯仲，且均无法获得超过半数议席。在无多数议会的前景下，英国著名民调机构尤戈夫曾为此次大选后的英国政治图谱列出了五种可能。这已经不是5年前的三选二，组阁变数极大。小党入阁不仅将刷新英国政治历史，而且将对未来英国政府的政策选择产生切实影响。目前，苏格兰民族党已经提出将支持工党，条件是工党放弃紧缩财政。而英国独立党则称，举行脱欧公投是该党与其他政党谈判组阁的先决条件。

　　英国大选所反映的政治乱象与不确定性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起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是最为深刻的源头，由此而带来的英国社会生活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2010年大选或2015年大选，而可能是整个英国政治生态。

　　卡梅伦在牛津大学的导师、现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政府学教授波格丹诺认为，英国“早期宪法和政治形态与当今社会和经济现实之间差异日益扩大”。英国《金融时报》专家菲利普·史蒂芬斯也指出：“当代英国的政治体制和宪法规则无法适应现代世界。”

　　波格丹诺指出：“英国正在从20世纪50年代基于职业和阶级的大型社会经济集团所主导的封闭社会，向社会和地理层面更为碎片化的社会转变。”也就是说，一个复杂的政党图谱或许才更符合碎片化的英国社会现状。

　　英国社会的碎片化，首先体现在主流价值观式微，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极端化、民族主义盛行与排外情绪上升。大学校园里的极端伊斯兰思潮盛行，“苏独”与极右力量影响力扩大均是体现。“身份认同”问题早已使政客们感到压力颇大。早在2011年初，卡梅伦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发表了“反多元文化演讲”，强调英国“国民定位”。2014年4月，一向自称不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卡梅伦公开宣示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并称英国“应对其基督教国家的地位更加自信”。

　　其次，民众对主流政党与所谓社会精英群体失望。“情报门”、“骗补门”等一些丑闻使英国大党公信力大跌。金融危机和一系列洗钱和不正当运作丑闻让伦敦金融城蒙羞。“窃听门”暴露了新闻界的阴暗。这些政治上层信誉的坍塌、权威的丧失，使缺乏凝聚力的社会更易碎片化。

　　最后，经济困局加之财政紧缩政策导致主流政党民望迅速下滑。英国经济走出危机，2014年全年增长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为2.6%。但经济增长的红利为什么没有迅速转化为政治红利，保守党寻求连任之路为何如此艰难？除了碎片化的社会修复需要时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英国的经济增长才刚刚开始惠及民众。尽管英国经济早已开始复苏，但实际工资一直大大低于危机前水平，而且下滑时间之长为半个世纪以来之最。直到2014年底，实际工资才实现了1.4%的微增。也就是说，在保守党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选民承受更多的是紧缩政策带来的社会阵痛。

　　英国大选折射出的政治乱象并非个案，从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党的胜利，到2015年初希腊激进左翼政党的上台，非主流政党借力人们对当下生活状态与主流政治的不满情绪创造了传奇。对于现在的英国政治而言，信任重塑与提振经济一样重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 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