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媒体报道，国家卫计委将要建立“谈判机制”来限制部分贵族药的市场价格，利用“谈判”以政府介入的形式来降低药价。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个别药价依然存在巨大的虚增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药品竞争市场尚不透明，仍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宏观调控。那么，如何建立一套适应中国市场的药价控制长效机制，就成为保障我国患者权利、治理虚高药品市场的重要问题。

　　药品事关健康 具备特殊商品属性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既有普通商品在市场的流通属性，又与社会医保和公众健康紧密相关，药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反映国民福利的程度。

　　我国目前药品价格的形成主要由政府定价、政府制定指导价，以及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一般价格组成。

　　按照《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政府定价和指导价的药品价格“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合理制定和调整价格，做到质价相符，消除虚高价格，保护用药者的正当利益”。按照法律规定，那些被依法定价或指导价的药品，药品的生产者、经营者或医疗机构都不能擅自提高价格。

　　药价宏观调控 重点在于成本核算

　　价格标准形成的前提是，药品生产者要如实向政府提供药品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核算。换句话说，政府对药品的定价并非越低越好。这是因为，如果不能遵循市场流通规律，保障药品研发者和生产者获取一定利益，那么，药品生产者就会失去创新动力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就会伤害到全体国民的利益。

　　所以，政府在对药价进行宏观调控之时，决策基础在于控制药品暴利空间，明确药品生产确切成本，以及保证部分常用药能让普通百姓都用得起。

　　价格形成机制 令“贵族药”成新宠

　　现有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有很大弊端。一方面，药品企业生产成本是不断递减的，而政府定价相对稳定，这就会产生定价后药品利润空间的反向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僵硬的定价影响了药商利润，按照市场规律，越来越多的药商倾向于生产那些没有政府定价的新药。这样一来，市场上疗效很好又价格低廉的药品逐渐缺少生产保障，具有独特效果或享有垄断生产的“特药新药”成为药商新宠。

　　特别是一些国外进口药品，因为知识产权垄断，以及生产成本不确定因素，这些药品进入我国市场时，逐渐形成了“贵族药”的身份特征。因此，以往单纯依靠发改委的药品限价机制需要改革，必须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

　　市场尚未成熟 价格指导仍然必要

　　目前，这些贵族药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空间巨大，在政府形成指导价的背景下，贵族药品至少还有发改委等直接控价机制，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药品暴利问题。但国家发改委要逐渐取消对最高零售价的管制，都交给市场去形成价格。

　　从理论上讲，国家对药品取消最高限价是一件遵循市场规律的好事。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和供求规律形成的“看不见的手”，往往会带来较政府强制干预价格更好的效果。同时，政府放开价格管制还需要其他市场要件。在药品领域中，市场作为主要调节价格机制的前提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交易和管理环境。

　　目前，我国医疗市场竞争尚达不到市场理论上的客观需求，药品回扣、行政垄断、专利暴利、医疗不透明等情形仍广泛存在。因此，在药品市场真正成熟之前，政府仍应以各种形式的宏观调控来适度干预药品价格市场。

　　谈判模式主体 应加入消协、医院

　　按照日前国家卫计委的信息，政府将以“谈判”的方式对社会关心的药品价格进行调控。特别是针对国外进口药品、专利药品、特效药等建立长效谈判平台，建立起药品价格形成的规则。这个消息显示，我国药品价格可能会从发改委的行政指导价，逐渐减少行政干预，形成以谈判为主的宏观调控价格控制模式。

　　药品谈判模式据称将在今年出台。从谈判主体看，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北京儿童医院、中国疾控中心、中医药行业协会将分别成立肿瘤用药、心血管用药、公共卫生用药、中成药等谈判组。

　　可见，未来谈判主体大多依旧是政府，或政府主导的“半行政”组织，这种谈判主体构成令人担忧。一方面，目前谈判主体并没有改变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定价旧模式，之前发改委定价时的参与者，又变成了谈判桌上的参与者，“换汤不换药”的“原班人马”是否会达到预想改革收效，值得商榷。

　　另一方面，药品也是消费品，患者也是消费者，药品价格谈判不能缺少消协组织。同时，医疗机构是药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医院等机构是病患需求和药商供给的链接点，缺乏药品市场“链接点”的谈判就是“空中楼阁”，似乎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信息无阻流通 打破权力寻租空间

　　我国医药价格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将药品价格全部交给市场不能一蹴而就。以政府为主导的价格谈判应该是一个国际比较通行的好办法。但是，谈判的主体选择应该慎重，毕竟药品价格的权力寻租很大，前车之鉴也很多。

　　目前我们需要建立的，并非是单纯的一个谈判平台，更应着重建立，或首先应该建立的是一套透明的价格形成规则。在这个规则中，包括价格谈判主体、价格形成机制、药品成本核算、境外价格比较等都应在实施前和实施后全面向社会公布。

　　只有形成信息在社会的无阻流动，才能保障市场在降低药价时的积极作用，也只有将全部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才能保证价格形成机制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朱巍（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