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地方立法空白，《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出台——

　　□本报记者 李淼

　　4月1日，一则新闻让人眼前一亮——当日，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草案）》获高票通过，将于今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条例》的出台，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我省首部针对农村扶贫开发的地方性法规，填补了地方立法空白，标志着四川扶贫开发正式驶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省扶贫移民局局长张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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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可循的窘境

　　2013年底，全省还有625万贫困人口，但与新时期扶贫开发任务不适应、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亟待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和解决。

　　要开发，先立法。

　　作为基层扶贫人，喜德县扶贫移民局局长马海支支总觉得“腰杆还不够硬”，原因就在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法律，而日益重要的扶贫工作，却一直无“法”可循。

　　尽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要求“加快扶贫立法”，但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统一的法律法规。

　　“但国家鼓励地方立法先行，目前，全国已有甘肃、贵州等10个省制定了地方性法规。”省扶贫移民局副局长刘兵指出。

　　这给四川带来压力。作为全国扶贫工作重点省份之一，我省183个县（市、区）中，有扶贫开发任务的有161个。在立法工作开始前的2013年底，全省还有625万贫困人口，4.7万个行政村中有近1/4为贫困村。贫困面广、人多、程度深，制约发展因素多。

　　与此同时，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扶贫开发机制创新步伐加快，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与新时期扶贫开发任务不适应、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亟待通过立法加以规范和解决。”省扶贫移民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唐义表示，而我省扶贫开发多年来较为成熟的政策措施也亟待上升为法规，以避免扶贫的随意性。

　　用法律护航，打赢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尤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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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两年多的立法

　　为扶贫立法，有着最浓重的“泥土味”。《条例》将调研扎进最基层，开创我省入村立法听证会先例，并且贫困户们最朴实的声音最终变成了具体条款。

　　2013年，省扶贫移民局申报的《四川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被省政府列入“2013年四川省拟订地方性法规调研论证项目”立法计划。

　　川版扶贫开发进入立法时间。从调研、起草到论证，历时两年多。

　　为扶贫立法，必须有着最浓重的“泥土味”——将调研扎进最基层，充分倾听群众最真实的脉搏，开创了我省入村立法听证会先例。

　　2014年4月16日，旺苍木门镇三合村一个普通农家小院内，十多人正激烈争论——“贫困户识别应该把好逸恶劳的排除在外”，“增加贫困户对项目的知情权”，“应该加强智力扶持”……贫困户陈天凡、母玉军等争抢着话筒。

　　此时，“陈天凡们”还不知道，他们最朴实的声音最终变成了《条例》的具体条款。

　　省人大农委、省人大法工委、省人大法制委、省法制办还会同省扶贫移民局，奔赴甘肃、贵州、云南、湖北、重庆、广东等地千里取经。“他们起步早，积累了不少经验。”唐义介绍，如建立重大扶贫开发建设工程贫困影响评估机制、明确财政配套专项扶贫资金比例等，都值得学习借鉴。

　　《条例》还征求20多个部门和市州意见，网上“晾晒”，反复修改才形成《草案》，并在省人大常委会上历经了三审。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代表一致认为，这是我省首次针对贫困人口的立法，以立法形式保证扶贫开发人员、资金和项目支持力度，是促进扶贫攻坚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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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特色的法规

　　《条例》将精准扶贫作为重要原则，对项目和资金管理规定浓墨重彩。下一步，我省将用足用好《条例》赋予的政策措施，推动扶贫驶入法治化轨道。

　　《条例》共九章六十一条，包含扶贫开发总则、对象、措施和社会扶贫、项目管理、资金管理、监督检查及法律责任等8个方面。

　　“重点回答了扶贫开发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全方位深层次进行更科学、更务实、更规范的明确和界定。”张谷介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体现四川特色和实际。

　　当下，我省已进入精准扶贫时代。《条例》因此将精准扶贫作为重要原则。如明确，“精确识别贫困户和贫困村”，“应当建立健全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逐村逐户拟定年度扶贫实施方案”。

　　去年国务院首设“扶贫日”。《条例》也明确“应当在10月17日国家扶贫日组织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开展宣传教育、扶贫济困等活动”。“还明确逐年增加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选派干部到贫困村驻村帮扶，这既体现精准，也体现力度不断加大。”唐义介绍。

　　《条例》对项目和资金管理规定同样浓墨重彩。如“未进行贫困影响评估或者未明确扶助补偿办法的，不得出台重要政策、审批重大项目”。为强化社会监督，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举报。有关单位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予以处理”。完善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度，规定“纳入村务公开、政务公开范围，接受社会监督”。

　　刘兵表示，下一步将抓好宣传和贯彻实施，用足用好《条例》赋予的政策措施，推动扶贫工作驶入法治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