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繁育种更育人，60年来，这里不仅成就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李登海、郭三堆等一批知名育种家，而且培育了以王元东、卢柏山为代表的育种中坚力量，滋养着张如养等年轻一代育种人。

　　3月3日7点，三亚的天空刚刚放亮，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的李登海又坐到了一张乒乓球台前，面前摆的是几堆玉米棒子，少的只有一穗，多的三五穗。“要坐11点55分的飞机赶去北京开全国两会，走之前这些材料都要考完。”李登海语速快得就像倒豆子。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报到当天，他仍然抓紧飞机起飞前的几个小时在考种室里看果穗、量穗长、数行数……“我们选出的每一棒材料都经过李院长的手。”刘所长告诉记者，“考种就是对材料进行考察，它直接关系着育种的成败，全凭经验，李院长从来都是亲力亲为。”

　　育种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辛苦活儿，时时考验着人的体力、耐力和判断力。甜、糯双隐性基因材料曾被认为是不能成活的，但玉米研究中心研究员卢柏山就是不信邪，愣是从十多万株分离材料中选出了160株双隐性基因材料在南繁基地繁育，结果只有20多株出苗，而且长势都比较弱。为了保住这些珍贵的幼苗，用卢柏山的话说就是“悉心呵护”。“海南地老虎比较多，为了防止地老虎吃根，又怕铁锹伤了根，只能靠人工天天查抓地老虎。就这样过了将近1个月，终于保住了六七株。”最终从中选定一个最好的株系，命名为“6644-3”，它就是目前从北到南广泛种植的鲜食玉米“京科糯928”的父本，其名字记录了材料的来源——第6644行的第3株。“南繁育种不容易，却总是会发生令我们欣喜的事。”卢柏山的“获奖感言”字里行间透着他对育种工作的那份执着与热爱。

　　育种需要激情，更需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小马扎，一包干透的玉米材料，一本印着密密麻麻表格的南繁计划书，记者找到玉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元东时，他正一个人坐在走廊里从一堆材料袋中间手工脱粒，不时抬头看看计划书，用铅笔做上标记。“看到每个材料，都像是见到一个熟人。”王元任说，“看到名字就会想到它长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性。”真有那么神奇？记者忍不住拿过计划书翻看，翻到封皮，“海南又一年”5个字映入眼帘。抬起被太阳晒得发亮的脸庞，王元东笑言从1996年开始南繁育种，18年18本计划书，从薄薄的两页到厚厚一本，从“天道酬勤”、“天涯何处不人生”，到“海南又一年”，自己的棱角已经被磨平了。从北京到海南，每年南下时只有几个行李箱的种子，南繁结束时就变成了一大卡车，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光阴荏苒中，南繁育种已经从意气风发的理想变成了义不容辞的担当。“每年南繁一结束，感觉这一年就没剩下多少日子了。”王元东说。

　　在南繁基地，育种材料在加代，育种人也在“加代”。研究生刚毕业两年的张如养，是记者在南滨农场遇到的最年轻的育种人。除了一副黑框眼镜透露出的书卷气，黢黑的脸、长袖格子衫、露趾拖鞋，都跟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这已经是我连续第5年来南繁了。”收完材料的张如养说是当天没事，可是记者却见他时而穿梭于青纱帐、时而将收获的玉米材料用三轮车拉回院子、时而在晒藏室晾材料，忙个不停。“一天下来，累得一步也不想走。”尽管如此，张如养还是喜欢南繁基地，“这里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随时能得到前辈育种家的指导，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南滨基地，记者也深深地被这里的氛围感染着。一盘红烧鸡、一盘花生米、两个素菜、两份水果，十几个人一桌，三四桌人喝着啤酒和可乐，挂在墙上的21寸液晶电视播放着新闻联播，残阳穿过窗外的菠萝蜜树照进餐厅。“累了一天，喝瓶啤酒特别舒坦。”王元东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干一杯出一个国家级的好品种，再干一杯出一个世界级的好品种。”觥筹交错之间的期许，或许是他们每年在这里呆半年、春节也没能回家过年的寄托，或许他们早已把这里当成了家。

　　“50多年了，每年冬天都在这里，已经习惯了。”从1964年开始每年春节都如候鸟般准时出现在南繁基地的玉米育种专家、河南省鹤壁市农科院研究员程相文，今年已经80岁了，仍坚持每天下午到试验田里转一圈，看看自己种下的试验材料长多高了，看看扩大基地形成的花圃里芒果结果了没有，看看加固的底座是否把猖獗的老鼠拒之墙外。“这些树都是从三亚买回来的，我们想把这里建成育种科技园、热带观光园和采摘休闲园。”程相文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