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娜

　　几天来，一则安徽“万亩水稻减产绝收”的新闻使得“超级稻”、“隆平高科”等陷入舆论漩涡。在这过程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也在传播，那么从事件本身来看，“万亩水稻减产绝收”，究竟谁之过？

　　是超级稻之过吗？

　　一些观点把矛头直指“超级稻”，认为“19年来，超级稻试验产量高歌猛进，中国稻谷总产量和单产却未见显著提高”。显然，超级稻这次真的是“躺枪”了。因为涉事的水稻品种“两优0293”根本不是超级稻品种。据统计，2005年以来，农业部累计冠名了146个超级稻品种，后陆续有28个品种被取消了资格，目前仍有118个超级稻品种在确认范围内。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取消前还是取消后，“两优0293”从未进入超级稻名单。

　　话说回来，即便“两优0293”真是超级稻品种，也不能因为一个单一品种的单一事件就质疑整个超级稻群体，更不能因此否定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一代代水稻育种家不断追求、不断刷新的高产量。当然“科学家产量”不能等同于“农民产量”，但正是科学家通过多种因素最优组合，不断创造粮食产量的“极限理论值”，才为“农民产量”的提高设定了奋斗目标，奠定了实现基础，更探索了在现实中可学可用的方法和路径。

　　事实上超级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推动了我国水稻整体产量的提升，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农业部2014年统计资料显示，超级稻品种推广面积已达到1.36亿亩，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30%，平均亩产达到590.8公斤，与同等种植条件下的非超级稻品种相比，亩增产68.8公斤，增产幅度达到13.2%。

　　是审定制度之过吗？

　　更有人因此质疑我国的品种审定制度、甚至国家粮食安全政策，认为“重产量不重质量”。什么是好品种？当然要高产、打出粮食口感好，还要抗病抗虫抗旱抗风，最好还要适合机械化收割、轻简化栽培……但现实是，“零缺陷”的品种几乎不可能，“就像魔方，对齐一面两面容易，把六面都对齐很难。”这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曾经做的一个形象比喻。这就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到底想对齐魔方的哪一面？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去理解，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个别品种可以走多元化路线，但整体对品种“高产”特性的追求始终是育种家们的第一追求，也是国情的必然选择。当然，随着人们对粮食口感的新需求和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需要，米质、抗性等指标已经被正视。近年来的超级稻品种米质已经有了很大提升。对于抗性，有关部门也在及时修订审定办法，去年8月发布的新修订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中，更加重视品种的安全性，对抗性不达标品种实行一票否决。

　　是种子之过吗？

　　在这一事件中，隆平高科种子包装“内外标签不一致”为人所诟病，这确实是营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过就“两优0293”来说，品种是已审定品种，种子质量合格，推广区域符合审定区域，可以说，种子本身并没有问题。而且，“两优0293”是在安徽省已经种植7年的“老品种”，虽然抗性低，但当地是“稻瘟病轻发区”，7年里不但没有发生问题，而且因其抗倒伏、产量高的特性受到欢迎，仅在安徽蚌埠就累计推广14万斤种子。但是，就是这个正常年份的轻发区，今年却偏偏因遭遇阴雨寡照，稻瘟病发生了。

　　这也是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根据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农业委员会和淮上区种子管理站的鉴定，结论为：田间出现的危害情况系典型穗颈瘟危害所致。

　　但这个结论还远远不是句号。这虽然是一次因为特殊天气条件、病害情况产生的单一事件，但也反映了农业仍然是一个靠天吃饭、充满风险的弱质产业，而类似的事件发生时，农民总是最大的受害者，如何避免和补偿农民的损失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农业保险机制，进一步提高当前保险的保障水平和覆盖率，让农民在遭到灾害后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与此同时，种子企业从保护自身品种和品牌的角度来讲，也应该主动与保险公司合作探索化解品种推广风险的保险种类，建立品种风险救济机制，降低自身和农民双方的风险。

　　另外，要对农民加强技术指导，及时提醒该打药了、该浇水了、该除草了，要利用各种手段及时把应对措施送到农民手中去，规避和防范风险。政府需要提供更好的预警服务、更健全的农技推广网络，企业也应该针对自己的品种对农民做点对点的技术指导。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