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处于重塑期，对国际投资体制的改革正从多个层面展开。在国家层面，各国根据形势变化纷纷重新评估与调整其对外国投资的政策。在双边层面，近年来多个国家修订了其国际投资协定范本，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正在协商或更新。在区域层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亚太自由贸易区、太平洋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等主要区域贸易投资协定谈判不断推进，其中部分接近完成。

　　随着改革进程的持续，国际投资规则的一些新形势已经初步形成。比如，国际投资规则更平衡，也更加庞杂。当前国际投资规则体系由众多双边、区域以及多边投资协定共同构成。其好处在于覆盖的范围更广。其弊端在于，同一投资关系可能有多个投资协定的管辖。由于各协定之间缺乏一致性，管辖权的重叠提高了投资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为适应新的国际投资规则，中国需要做好多方面准备。

　　随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上升，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正由发达国家转向新兴经济体，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由大西洋向亚太地区转移。不仅如此，国际投资流向也由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的单向流动模式向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向流动模式转变。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已由单纯的资本输入大国转变为主要资本输入和重要资本输出二者兼具的国家。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领域，由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的局面将会逐渐得到改变。

　　在国际投资规则的调整过程中，中国既要关注现有国际投资规则的改革，也要关注正在形成或构想拟议中国际投资规则；既要关注多边投资协定这样的“大规则”，也要关注技术标准等“小规则”；既要关注中国已经加入的条约协定，也要关注中国具有重要显示或潜在利益但尚未正式加入的条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高中国主动倡议和创立条约以及国际投资规则的强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抢抓“创始红利”、“参与红利”和“改革红利”应成为中国参与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国际投资规则的总体策略。

　　抢抓“创始红利”，力推多边投资协定。多边投资协定是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中的一项“空白”。在当今世界投资格局正处于深刻调整的时期，在双边、区域投资协定成为国际投资规则主导形式的背景下，标准与规则制定成为新一轮国际投资谈判的核心内容，如何整合目前冲突重叠、复杂低效的碎片化国际投资规则使之成为有序兼容、透明高效的规则体系是所有国际投资谈判无法回避的问题。

　　抢抓“参与红利”，全面参与多层面、多领域的国际投资规则谈判。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资本形式多种多样，既有机器设备、商品等以实物资本形式表现的资本，也有商标、专利、生产诀窍等以无形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还有债券、股票、衍生证券等以金融资产形式表现的资本。与此相应，国际投资规则不局限于专门的投资协定，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境乃至专业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国际规则都是国际投资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可选派有关人员，广泛参与各种谈判，根据规则的发展状况，当时机成熟之后，选择重点，加以支持。

　　抢抓“改革红利”，推动现有国际投资规则的改革。国际金融危机后，原有国际投资规则的一些弊端日益凸显，新一代投资政策正在涌现，演进的总体方向是在构建或维护有利的整体投资环境的同时，追求更广泛、更复杂的发展政策议程。如何保障跨国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双赢，如何将投资政策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各种政策间的协调一致，这些都是国际投资规则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期，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重任。中国积极参与现有国际投资规则改革的过程，也是更新观念、助推国内改革和体制创新的过程，有助于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执笔：田 丰 谢宜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