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何红卫通讯员余爱民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身穿红马甲，活跃在村头巷尾，跟乡亲们特熟悉，碰见谁都会彼此热情打招呼，上公交车总是有人抢着给他们买票。

　　他们有点像乡镇干部，吃在机关食堂，住在集体宿舍，工作在街道和村组。

　　他们很像社区和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东街的李大爷找他们管孙子，西村的王奶奶找他们劝媳妇。

　　他们更像文化下乡的演员，常办联欢会，人人有拿手戏，跟留守妇女老人孩子们乐在一起。

　　他们最像幼儿园的老师，开办“四点半课堂”，专门面对乡村儿童，孩子们一放学都往这儿挤。

　　但和这些角色不同的是，他们每做一件事都认真记录，每天晚上都开会讨论，每项工作都写总结，每个人都写论文，每两月轮岗换班。

　　他们究竟是“哪个部队”？红马甲背后写得很清楚：阳光社工。他们来自王家河阳光社会工作服务站。这是湖北省首家立足农村、服务农民的公益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由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街道与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共建，已历三载。

　　自从来了“红马甲”，留守孩子们乐了，留守老人们笑了，在外打工的父母们心中的石头落下了

　　“好哩，真是好哩！”一位奶奶拉着记者的手不放，一遍遍地夸着。

　　“你是他们请的托吧！”记者笑问，大家都笑了，老奶奶没笑：“不是请的托，我们这里家家都托他们的福！”

　　大家管这位奶奶叫“陈欣怡奶奶”，她孙女陈欣怡在这儿学习。她是王家河街边村里人，老伴去世早，儿子在外打工，留下上小学的孙女在身边。孙女缠着奶奶辅导作业，奶奶不会啊，孩子哭奶奶也哭。有人指引她到镇上“阳光社工”去看看，她带着孙女前来，果然有很多孩子在这里读书写作业，她问一个“红马甲”，一年要交多少钱，“红马甲”笑着告诉她不收钱，并热情地向她介绍，这里是专为留守儿童办的“四点半课堂”，孩子下午四点半放学后可以来这里，周末全天开放。“还为孩子补习，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奶奶乐得流出了眼泪。现在陈欣怡在这里学习得很好，欣怡爸爸一次次打电话来感谢社工老师“让他心中的一砣石头掉下来了”。

　　陈欣怡奶奶拉着记者楼上楼下参观阳光社工活动场地。这里原本是社区的老年学校，门前是个广场，大妈们的广场舞刚刚结束。这栋楼有两层，楼下是老人的天下，有棋牌室、谈心室、健身房、舞蹈室；楼上是孩子的世界，有图书室、作业室、手工室、活动室。

　　记者从一个叫余博的孩子身上看到了阳光教育带来的变化。

　　9岁的余博被乡亲们叫做“广州伢”，他生在广州，一直在广州上学，去年才转回老家，现在王家河小学上四年级。从大城市转到乡下，小孩完全不适应，不吃家里做的早餐，看不惯乡村环境，不愿跟同学玩，放学后把自己关在房里打游戏。爷爷奶奶着急，担心孙子得了“自闭症”。阳光社工来走访，帮助制定了一个方案。开头几天社工邀请余博到四点半课堂去，余博不愿去。后来请他去做游戏、看他喜欢的电影，他开始有兴趣了。社工找来叫岳子豪的小朋友与他做玩伴，两人成了好朋友。慢慢地，余博融入了这个集体。

　　一群老大妈过来邀记者去看演出，原来是阳光社工和王家河社区正在举办新春联欢会。不一会儿乡亲们都来了，像央视春晚一样热闹。节目很丰富，社工们都有绝活表演，老人和孩子是主角，记者坐在人群里，边看边听身边的老人们“解说”。

　　社工来了之后，帮他们组织了老年合唱团，另外还搞了楚剧团，把留在家里的老人都发动起来了，会唱的来唱，不会唱的跟着和，天天在排练，周周有演出，老人现在忙得很呢。

　　“红马甲”是一片阳光，温暖无数落寞孤独的心，是一把火，燃起乡村互助自助的希望

　　阳光社工站站长叫蒋俊杰，她是华中农业大学06级的毕业生，由于品学兼优被直接推荐读研究生，成为全国首届社工硕士。毕业后在深圳一家社工机构工作了两年，做到中层主管，在那里谈了朋友，正准备着加快发展，母校召唤她回来，聘请她管理王家河阳光社工站。她和男朋友认真商量后答应回来，2014年9月走马上任。

　　王家河阳光社工站2012年正式挂牌运业。该工作的总策划之一、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钟涨宝教授介绍，华中农大是全国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首批试点单位之一，阳光社工站既是社工专业学生的教学实践基地，又是社工专业师生面向农村的公益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通过对王家河“三留守”人员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在培养学生社工实务能力的同时，缓解了留守群体存在的社会问题，了解留守群体的社会需求，为政府出台社会政策提供咨询，服务站工作内容有三大项，一是组织建立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自助组织，二是开展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辅导，三是建立农村留守群体与地方政府沟通的桥梁。

　　“社工拿报酬吗？”记者问。

　　“不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万江红教授说，“社工学生都要参加社工实践，当志愿者。”

　　记者问：“这些为农民服务的开支谁出？”

　　钟涨宝答：“学校出一部分，街道出一部分。目前学校每年投资20万元建设社工站，王家河街道每年投资20~30万元用于社工服务，这叫政府出钱买服务。”

　　“社工们天天都做些什么事呢？”

　　蒋俊杰介绍：“探访是我们的第一工作。我们几乎天天走村串户，把王家河街道和附近四个村情况摸熟了。”

　　记者随手翻看了他们的“探访记录表”，每家探访都有记录，有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访谈目的、访谈内容及分析、是否需要跟进、跟进计划、负责社工签名五个栏目。每份记录密密麻麻的不少于2000字。

　　社工邓媛艳说：“活动是我们的生命力，通过活动产生影响，让大家知道和了解我们，参与进来，形成组织的力量。”

　　社工们天天搞活动，一天有好几个活动，每项活动也有记录和反思。看得出社工活动十分的认真，准备充足，总结及时。

　　“为什么事事都要记录要反思要总结呢？”

　　蒋俊杰说：“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助人服务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科学助人。既然是科学，就离不开实验记录，离不开分析总结，离不开讨论研究嘛，它跟我们一般的行善活动不同，跟一般的志愿活动也不同。”

　　“哪里不同呢？”

　　“比方说，社会工作区别于志愿工作主要在于其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体现在社会工作科学的知识与方法上。我们开展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就是社会工作三大专业工作方法。”

　　为了缺失父母的孩子们，为了跟树说话的老人们，我们需要这样的“红马甲”，增强归属感，缓解离心力，增强润滑剂，减少摩擦力

　　“为什么要在王家河建社工站呢？”记者问。

　　“我们两家想到一块了。”王家河街道党工委书记杨飞说，“我长期做农村工作，很多事情政府没办法解决，行政能力和手段达不到，只有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

　　有一件事让杨飞长久不得释怀：他到一个山湾去调研，有个老人坐在门前，看见他便拉着说话，一口气说了好多话，他说很长时间没有跟人说话了，每天只能对着树说话，对着猫狗说话，对着太阳月亮说话。杨飞说他走了很远，回头看那老人还在自己说给自己听。这样的事如果有人有组织来帮助解决该多好。

　　杨飞还跟记者说出一组数字：整个王家河有孤儿33个，肢体残疾人234个，视力残疾人70个，言语残疾人26个，听力残疾人25个，精神残疾人74个，智力残疾人62个，留守孩子14岁以下的有6616人，14岁至18岁的有3020人，60岁以上老人12204人，其中空巢老人8360人。杨飞说：“这些都是社会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杨飞之忧，与华中农大之责碰到了一起，撞出了火花，于是才有了王家河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建立。

　　钟涨宝笑着说：“这就是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两个刚好凑一对。”

　　街道主任李永刚、组织委员余燕华说，阳光社工站建立3年来，过去难办的事现在好办了，过去的上访户现在成了先进群众代表，党群干群关系和谐多了。

　　如何完善阳光社工站的工作，有序开展农村社工服务，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大家一起展开了热烈讨论。

　　“有一条根本性原则要坚持，那就是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钟涨宝说，“我们要通过社工服务，增强归属感，缓解离心力；增强润滑剂，减少摩擦力。”

　　杨飞认为：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社工服务走在前面，都是政府出钱买服务的模式。政府要舍得拿这笔钱，不能等出事了才肯出大钱。

　　华中农大党委宣传部长程华东接着说，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阳光社工设施配套、队伍建设、服务内容、制度建设、群众服务五务合一的模式很好，可以在此基础上拓展实验基地，特别是到偏远山区、湖区、到留守人员最集中、问题最突出的地方去办试点。

　　华中农大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彭彬、副院长马华力认为，农村开展社工服务试点，不能单兵独进，应与青妇兵等群团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与社区、村“两委”和群众自治组织工作结合起来，与当前全省进行的网格化管理结合起来，与全省推进的“三万”活动结合起来，与学雷锋活动和群众文明创建活动结合起来。

　　讨论在热烈地进行着，窗外又下起了雪，纷纷扬扬，远处的木兰山和近处的农舍山村一片银白，老人孩子们乐呵呵地欢呼着，“红马甲”站在他们中间十分醒目，在白雪映衬下更显得鲜艳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