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建高尔夫球场一方面充当着政商两界交往的场所，一方面又成了他们交往的结果。违建当禁、会所可关，但让权力别再任性，才是阻止这种载体花样翻新的治本之方。

　　全国已经取缔的66家高尔夫球场名单3月30日由国家部委联合公布。发改委网站刊文称，各地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高尔夫球场清理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对违建高尔夫球场的雷霆整治，始于去年7月份中央11个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短短8个月后，66个违建球场被取缔，推进速度和整治力度前所未有。这意味着，中国高尔夫球场迎来了命运的节点，地方违建与国家政策长达十余年的博弈将宣告结束。

　　早在2004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就曾发文，要求各地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停止高尔夫球场审批。其后，中央和地方关于高尔夫球场的禁令更是频繁出台。但意味深长的是，2004年之后的10年反而成了中国高尔夫球场野蛮增长的时段，有媒体调查称，10年间球场净增超过400家，而民间统计更是数倍于这个数字。这种与国家法规公开较劲的能力，让“高尔夫球场”与“会所”一样，变成了一种功能暧昧的场所，并隐隐展现出权力的影子。

　　回想一下那些曾在我们视线中出现的庞大球场——有的占用耕地、林地，有的盘踞在自然保护区和饮用水源保护区里，有的甚至能在文化遗存、风景名胜中随意圈出自己的地盘，明目张胆的蛮横姿态让人印象深刻。和那些曾在之前反腐中被当做重点清理对象的高档会所、培训中心一样，违建高尔夫球场一方面充当着政商两界交往的场所，一方面又成了他们交往的结果。也即，往往既是腐败的产物又是腐败的载体。

　　说它们是腐败的产物，是因为在明显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它们还能获得审批、顺利建设。若不是有权力庇护，这样的庞然大物怎么可能在执法单位眼皮底下正常运营？说它们常充当腐败的载体，则是因为依经验看来，中国凡以精英阶层为营销对象的场所，无一例外都会成为官商接洽、交往的场合。就在昨天下午，商务部网站还刊发消息称，其“合作司司长王沈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参加企业安排的打高尔夫球等活动，已构成违纪，驻商务部纪检组决定对其立案调查”。这条违纪信息，可为前述高尔夫球场的功能提供一条佐证。

　　从性质上讲，违建高尔夫球场就是露天的高档会所，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天价烟酒——诞生于权力和资本勾兑的灰色地带，又为二者交换资源提供具体的工具和载体。它们的繁荣表征着这种交换的频繁，它们的萧条则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这种交换的收敛，由是为今天的反腐提供了一种记录、一面镜子。违建当禁、会所可关，但让权力别再任性，才是阻止这种载体花样翻新的治本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