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无言，云雾升腾。贵州省正安县桴焉乡坪生村村民骆宇科住在大山里，从小到大，重复着祖辈的人生轨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自然条件艰苦，只能勉强温饱，年过而立仍讨不到老婆。幸运的是，31岁时，骆宇科娶上了媳妇，还盖了一座100多平方米的楼房，甩掉了贫困帽。

　　像骆宇科这样脱贫的，全国还有许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有1232万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追加资金增后劲

　　从全国来讲，贵州省贫困县最多，全省88个县市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就占了50个。2014年，贵州省成功减贫150万人，占全国减贫人口总量的12.18%。

　　2014年减贫成果为何如此丰硕？“国家扶贫力度加大、程序更规范、监管更严格，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安县副县长何祖华介绍说，仅正安县的扶贫资金，2014年省里就额外拨了500万元，市里又追加1000万元。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达4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各级财政纷纷加大扶贫投入力度，28个省份省级财政预算安排扶贫资金265亿元，比上年增长27.3%。仅省级财政投入总量10亿元以上、增幅超过30%的，就有贵州、内蒙古、江苏、四川、陕西、新疆、甘肃。”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2014年全国扶贫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刘永富说，国务院把减贫千万人作为2014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内容进行专项督查。国务院扶贫办会同有关部门，要求各地按全年减少贫困人口15%的目标来制订计划。各省份列出方案，全国数据汇总后，为1487万人，计划减贫比例达18%，然后逐级分解，层层落实。

　　在正安县扶贫办档案室，有数十本材料，厚厚地摞了一人多高，汇总了各乡、村全部扶贫项目，从可行性报告、立项过程，到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进度，条分缕析，一目了然。“贵州每个贫困县都编制了扶贫项目库，并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公开。每笔钱花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何祖华说。

　　“2014年减贫成效卓著，监管环节功不可没。”刘永富介绍说，为加强日常督查工作，国务院扶贫办先后组织了3次调研、督查。去年10月，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意见》，将项目审批权下放到县，强化省市两级政府的监管责任，简化资金拨付流程，建立信息披露和公告公示制度，推进第三方监督、扶贫对象参与管理，严格查处违法违规问题。这标志着，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分配机制得以确立。

　　“审计署2013年发现的2.34亿元违规资金，2014年已全部整改到位，追回了贪污、浪费的资金，处理了相关责任人143人。”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说。

　　扶贫力度加大，任务层层分解，监管严格规范，确保了2014年减贫1000万人任务的超额完成。

　　驻村帮扶接地气

　　“多亏了驻村工作队，我才摘了贫困帽！”骆宇科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激地说。

　　坪生村山高温低，种粮长不好，出门行路难，村民世代受穷。以前，村里不少男人娶不上媳妇。2014年，按“一村一同步小康工作队，一户一脱贫致富责任人”的思路，贵州省从省、市、县、乡4级政府部门，选派驻村队员55864人，给全省9000个贫困村，全部派驻了同步小康工作小组。

　　据刘永富介绍，2014年全国共识别贫困村12.8万个，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派出了12.5万个工作队，共派驻干部43万人，基本实现了对贫困村的全覆盖。

　　驻村帮扶并非走过场。以贵州为例，要求“一人驻村，单位全员帮扶”。贵州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叶韬说，为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在精准扶贫中的“管道”作用，贵州省明确了驻村工作队工作职责，建立健全了驻村干部的培训、激励、考核、保障等机制。驻村帮扶工作做到了真选实派、真蹲实驻、真帮实干、真脱实富。

　　就拿坪生村来说，几名驻村干部中，张顺来自县扶贫办，余芳来自乡党政办，郑周良来自乡经济作物开发办公室。他们既熟悉政策导向，又了解市场需求，结合村情提出的建议，都很有价值。比如，驻村干部建议发展冷凉蔬菜和生态农业，就收到了成效。2014年骆宇科仅靠养土鸡、种生态辣椒，就挣了七八万元。

　　全民参与攻难关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贵州省丹寨县2014年摊上一件喜事：万达集团找上门来，与其签订扶贫协议，承诺投入10亿元，确保丹寨人均收入5年翻番。

　　万达集团将在丹寨建设规模土猪养殖场、硒锌茶叶加工厂，全县所有贫困人口无偿入股养殖场分红，对全县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实行订单收购。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之所以重点扶持当地多数农民从事的土猪养殖、硒锌茶叶种植，是要创新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企业扶贫新模式。

　　盘点2014年我国减贫工作，创新社会扶贫参与机制是重要举措，为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搭建了新的制度平台。万达集团采取“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扶贫新尝试，正是“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参与方式。

　　2014年，各地积极探索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扶贫的有效方式。山西省不断深入开展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发工程；广西开展了千家民营企业扶助千个贫困村活动；安徽、河南等省搭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平台，将贫困村贫困户需要帮扶的项目上网公开，让社会各界参与进来。“去年首个扶贫日活动期间，全国参与各类公募活动人数达上千万。”刘永富说。

　　“我国还未脱贫地区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偏僻、交通不便的地区，属扶贫开发的‘硬骨头’。单靠政府帮扶还远远不够。”刘永富表示，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并不意味着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会减弱。2014年，参与定点扶贫的310个单位，直接投入重点县的帮扶资金达28.8亿元，较上年增长38%。东西部扶贫协作继续走向纵深，闽宁协作、两广合作、沪滇合作机制运转良好，北京、天津、上海、辽宁、山东等5省市均建立了援助资金年度增长10%左右的机制。

　　短短一年间，我国减贫上千万人，这个成绩着实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