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古装影视剧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官员奢华生活的场景，但真实情况也许并非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官员们，工资待遇到底如何？他们又是如何支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开销的？青年学者张宏杰在《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这本书中，以晚清名臣曾国藩（1811-1872年）日常收支情况为例，呈现了一幅晚清京城官场的生活画卷。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对晚清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几十年来，研究曾国藩成为显学。本书另辟蹊径，从日常经济生活切入，其目的是描绘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本书“绪言”中指出：“曾国藩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

　　曾国藩和当时的天下书生一样，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乃毕生梦想。他出生在地主家庭，自幼发奋苦读，27岁时取中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列第一等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他虽家境殷实，而在多年的寒窗苦读中，耗尽了家中的钱财。

　　赴京任官之前，曾国藩虽取得功名，然而并无俸禄可领。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需要200多两白银作为车马费，这笔钱由他本人承担。抵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等等花销也需个人埋单。因此，贫寒之家的书生即使金榜题名，时常也有因出不起昂贵的路费忍痛放弃的。

　　曾国藩自有其法。他主要的融资方式，就是四处“拜客”。所谓拜客，就是拜会家乡的官僚、绅士、名流、商贾、族人、亲友等等，这些人无不慷慨道贺，送以钱财。1839年1-11月，他4次拜客，共198天。其足迹遍及衡阳、青泉、耒阳、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行程1500公里，所拜之处1200多家。每次出门拜客，他不会空手，送以墨宝以表感激。在繁忙的拜客中，他获得了2000两白银。这些钱财，除了用于路费和抵京后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用于家中规模庞大的宴庆、购置价格不菲的官服，以此维护官员及家族的颜面。

　　金榜题名后拜客及收取礼金的习俗，混合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互助和致敬的意味。有的人也许会说，曾国藩以拜客的方式筹措资本，是一种赤裸裸地索取。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属于正常行为。晚年的曾国藩则进行反思：“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1840年初，曾国藩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在翰林院经过类似今天的复考之后，才正式开始为官。中低等的京官，经济待遇特别低下，以至于被称为“穷翰林”。晚清京官在住房方面，不享有补贴，只有个别高官才享有皇帝的特别恩赐。京官流动性大，时常有人升转外放，或源。1843年，朝廷给了他一个美差，到四川主持乡试。这对于他而言，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绝好机会。尽管朝廷明文规定：京官到地方主持乡试不得接受各类财物、不得与地方官员密切交往。可惜“天高皇帝远”，这些规则形同虚设。在四川担任主考官期间，地方官僚、绅士、有钱的书生都百般讨好他，源源不断地赠送钱财和礼物，曾国藩也欣然笑纳。一次四川之行，其总收入为6000两白银。

　　返京后，这些钱大大改善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不仅1600两白银的欠债全部还清，还给湖南家中寄600两白银补贴家用。同时，他还拿出400两白银赠送族戚。曾国藩虽毕生推崇勤俭质朴，可人的内心深处又是自我冲突的。官场这张大网中，他不能也无力做到特立独行。一方面，为了维持京官的威严和体面，他要经常举债度日；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背叛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对灰色收入无法抗拒。

　　造成曾国藩人性中的复杂，归根到底是封建等级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人的定力、能力、理念无论多么强大，若在扭曲的社会制度中也不堪一击。正可谓健全的社会里好人可以更好，不健全的社会里好人想好也不容易。

　　（本文作者为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