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6月5日，南京城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隆重开幕。

　　据史料介绍，南洋劝业会吸引了近30万观摩者，总成交额达数千万银元，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察团对劝业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劝业会更使当时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浙江绍兴中学学堂学监兼博物教员鲁迅曾率全校200多名师生赶往观摩。近代实业家荣德生曾连续去参观3次，称“地场大，各省有馆，一次看不了，全国物产有朝气”。

　　劝业会虽具有“提倡国货”的性质，“却也并非限于狭义的仅仅振兴国货为止，而实隐具有发扬社会文化产业的全般责任”，它奠定了近代中国博览会的基础。通过南洋劝业会、博览会这一近代工业时代最为重要的产物走进了古老中国，而古老中国也以图新自强的面貌，在经历了最初的拒绝和迟疑后，终于迈开脚步走进了博览会走向了世界。从此“是博览会之利益，固已尽人知之”。

　　为筹办这一空前的大型博览会，海内外许多商会领袖，如张謇、李平书、虞洽卿、周金箴等人直接参与其事，给予大力支持。其中后来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总商会副会长会长虞洽卿尤为引人注目。

　　1867年6月出生的虞洽卿是浙江慈溪人。他的父亲虞万丰原先是一个裁缝，后改行经商。在虞洽卿12岁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1881年，虞洽卿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因脑子灵，会盘算，做事勤快，心细有眼光，很受老板赏识。次年，由学徒升为跑街，负责联系业务。之后，出银200两加入瑞康行，成为股东，开始周旋于外国商人与洋行买办之间。

　　凭着能与外国人会话，兼以办事干练，虞洽卿声誉日高。1894年，虞洽卿脱离瑞康行，进德国鲁麟洋行当买办，广交中外政商各界头面人物，积极参与当时社会活动，开始踏进上海上流社会。1898年，在上海法租界发生的“四明公所”事件中，虞洽卿奔上走下，多方活动，显露头角。

　　虞洽卿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还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是民国年间典型的政商人物。1920年4月，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工商协会会长。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1925年4月27日，虞洽卿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副会长，5月20日升为副会长，其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为了表彰虞洽卿在工商业界的贡献，为虞洽卿庆贺七十大寿。1936年，上海租界工部局居然打破界内路名命名惯例，将西藏路正式改名为“虞洽卿路”，轰动海内外。

　　早在1909年，虞洽卿上书清政府，要求筹办“南洋劝业会”。虽然在申请开办之初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和赞同，但由于首任会长端方的调离，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受到极大影响，接替端方继任会长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人骏对劝业会态度十分冷谈。后来，在虞洽卿和张謇、李平书等共同努力下才点头支持。

　　据说，南洋劝业会开幕这一天，有一名外国商人愿出6000元大洋购买第一张入场券。此事引起了虞洽卿的高度关注。因为劝业会经费原定白银50万两，后又追加20万两，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则需要100万两。南洋劝业会定为官商合办，开办费用由江苏省官商各半分筹，但当时清政府财政困难，连支付70万两的一半也十分困难。为促使劝业会尽快开幕，虞洽卿垫付了36万两经费。如今看到一号入场券有如此价格，虞洽卿决定采用竞价办法，即谁出价高，则一号入场券便归谁。最后，由华侨梁祖禄出银一万两购得此券。

　　劝业会筹备之初，虞洽卿就提出参照国外的一贯做法，对参展商品进行评奖。为了达到预期目的，以学者李瑞清为会长、实业家张謇为总干事的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不仅组织专家对会展进行认真研究，还对参会展品（项目）进行审鉴评选，共评出一至五等奖5269个。一些民族品牌产品得以发扬光大。但因近代中国十分落后，当时倡导先进技术运用，像沪、苏等地机纺精品皆评为头等奖，而灿若彩霞的手工云锦却仅获得三等奖，从中也催生出一种学习运用新科技的鞭策导向作用。

　　许多事情到虞洽卿手上总是显得与众不同。劝业会的纪念品设计，也是虞洽卿的创意。他采购了两万方杭绢手帕，在上面印上劝业会留念的字样，还刻意印上摄政王载泽、倡议及先期创办人端方、两江总督张人骏、两江督练公所教练兼南洋劝业会总办陈琪和他自己的头像，免费赠送有关人员，不但让大臣们十分高兴，也使自己抬高了身价，扩大了影响。他还将端方、张人骏、陈琪三人的图像织于丝绸旗帜上，悬挂与主会场内，以示敬意，可谓别出心裁。

　　南洋劝业会的成功，引领着中国博览会业的健康发展。从此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此类博览会的重要性都有了一个正确认识。1928年，民国工商部部长孔祥熙为“策进工商，提倡国货”起见，于当年4月提议“筹设中华国货展览会，征集全国出品，陈列展览，以示奖励而资观摩”，随即成立中华国货展览会筹备委员会。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和工商部驻沪办事处主任赵晋卿、上海市市长张定一起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中华国货展览会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南市新普育堂工艺学校正式开幕，全会历时64天。开幕之日，盛况空前，中外来宾1万多人，观者5万余，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莅会场举行了升旗礼。展品对象仅限于国货，共分食用原料、制造原料、饮食工业品、纺织工业品、建筑工业品、家庭日用品、艺术与欣赏品、教育与印刷品等14类，共征集到了全国22个省、4个特别市的共1.3271万件展品，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国货汇总，是官商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展览会推动了民族商品的销售和改良，使中国人的国货情结和经济救国观念都大大提高。

　　中华国货展览会之后，各地闻风而动，举行了大批规模较大的展览会，诸如武汉国货展览会、河北展览会等。而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要数浙江省政府举办的西湖博览会。

　　中国国货展览会一结束，虞洽卿就专程赴杭州与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会面，帮助谋划举办西湖博览会，向张静江介绍经验，提供策略，并和杜月笙一起出资修复有损博览会形象的武松墓。

　　1929年6月6日到10月10日，西湖博览会在杭州成功举行。如果说南洋劝业会的轰动在于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博览会，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而西湖博览会的轰动，则在于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设备，如无线电播音设备的运用，使场内的音乐播放成为现实；为了普及电报知识，博览会的电报房每字只收两分钱，比平时的每字5分钱便宜60%；最引人注目的空中飞行表演，一架水上飞机环飞浙江全省散发博览会传单，3架飞机载客在西湖上空盘旋，这在飞机十分稀罕的年代，是十分轰动引人的。虞洽卿也因为一次次参与博览会筹备推广活动，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