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是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的基础上，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提出的任务、目标和具体措施，必将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胡焕庸线”所揭示的能源环境国情

　　在基本国情层面，上世纪30年代已经有胡焕庸教授在研究中发现，把黑龙江瑷珲和云南腾冲两点连在一起以后，这条直线的两边，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二者之间人口密度之比高达42.6∶1。

　　以2010年前后的数据与胡教授当年的数据作一比较，会发现这个比重的变化很小。“胡焕庸线”作为主轴，不仅划分出极为悬殊的人口密度，同时也可带来一个基本资源耗费形成的环境压力也在单位面积上的压强概念。

　　同时，我国近几十年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速发展带有明显的外延型、粗放型特征，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资源环境方面压力、压强实际挑战的严峻性。

　　此外，还有第三重叠加，即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的“以煤为主”的基础能源格局，而煤炭作为资源能源客观地带来的很高的环境负担、污染压力是有目共睹的。

　　这种“半壁压强型”基础上的“三重叠加”，就是我国要保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所面对挑战的特殊性基本国情。因此，我们应对的战略、策略也需有独特针对性，即要以非常之策，破非常之局。

　　认清国情基础上的“供给管理”通盘应对

　　“问题导向”引出的我国供给侧挑战就是，面对基本国情，排除一些不可选择的因素，比如自然禀赋因素，我们必须更多考虑应怎样侧重可选择性，侧重快变量，侧重供给端，通盘地形成有效应对我国资源环境挑战的能源战略策略。

　　虽说治理像雾霾这样的环境危机显然不能排除行政手段，但是如以行政手段为主一再强调关停并转，其发挥效应解决问题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另外一种思路是特别强调法律应当严格起来，给出以法律为依据的准入条件。以法律手段为主，淘汰落后产能，听着在理，但这也要一对一地去做甄别判断和具体操作，实际上也会回归到大量的行政操作状态，产生一系列的负作用。

　　所以，面对我国环境问题的现实挑战，我们必须回归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基点上。使经济手段发挥作用，就是让利益关系引导和促使我们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千方百计地节能降耗，在产业链上的传导过程中，让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发挥充分作用，从而可以在企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一步步推进中国经济“升级版”，抑制和化解雾霾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因素。

　　所谓“供给管理”，就是要有针对性地掌握好一系列由供给端发力的、难度比需求管理更高得多的“区别对待”和机制创新，最后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比如，资源开发、能源结构优化需要中央政府通盘优化、顶层设计的供给，同时，要通过全面配套改革的实质性推进，把节能降耗、低碳技术发展和相关的有效制度供给合在一起，在创新升级方面走出实际的步伐。

　　这就意味着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以经济手段为主与市场兼容对接，通过可持续的利益动机，让所有社会主体、企业和居民一起来“内生地”推进节能降耗和总体的“升级版”打造。这些经济手段当然包括环境税收等机制，同时还应抓紧推进破解行政垄断和消除过度垄断因素的改革任务，建立合理的政策融资性机制。（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