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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做好收官规划

  • 发布时间:2015-03-09 01:00:19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近日召开,年会的主题是“新常态下的‘十三五’规划思路”。“十三五”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五年也是冲刺阶段,2015年是“十三五”规划研究的关键一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就此发表观点。

  杨伟民:

  要防止国家竞争力昙花一现

  杨伟民认为,“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同时是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为我们国家第二个35年的发展开启航程的规划。作为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应该回答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何保持经济增长、如何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等问题。

  在杨伟民看来,规划第一个要回答的,就是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他认为,“十三五”规划要告诉市场、企业和人民全面小康社会的内涵、道理和实现路径。

  第二个问题则是如何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虽然从总供给、总需求、劳动力、储蓄率的增长基础来看,实现GDP翻番的潜在增长力是足够的,但是要把这些潜在的增长力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仍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需要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度转变。

  规划也应该回答如何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他表示,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部分改善,但能否持续取决于“十三五”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所以需要把握好实现普遍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当中努力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取向。

  规划还需回答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和有效投资。杨伟民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因此,“十三五”规划应该更加重视挖掘需求潜力,将潜在需求变成拉动增长的现实需求,并通过创造有效供给来满足和引领新的需求。扩大投资方面,在消费扩大还不足以弥补投资作用的背景下,扩大有效投资仍然是“十三五”稳增长的关键。投资不能够形成无效供给,过剩产能应该投到有利于扩大消费、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领域。公共性更强的基础设施和分散性设施是未来投资的重要方向。

  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在城市有稳定就业的常住人口实现市民化,但是目前落实进度并不明显,特别是对跨省流动的7000多万农民工还缺乏政策安排,这个需要中央政策层面来统筹解决。

  “十三五”期间要把优化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调整空间结构作为重要任务,合理确定城市的空间、农业的空间和生态的空间。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区域都要考虑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的均衡,如果人口和经济失衡会带来收入差距等社会问题,但是如果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失衡的话,会带来生产环境问题。

  如何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也是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十三五”或将成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一个拐点。要树立尊重自然、生态产品、空间均衡、承载能力、主体功能、开发强度等理念推动发展;还要转变发展的方式,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此外,改变治理重点,要从过去重视生态建设、重视污染物的治理转向有效约束人的开发行为。

  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防止在国家发展竞争中、在历史长河中竞争力昙花一现,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重要话题。杨伟民说。

  樊纲:

  落实改革是规划的重要内容

  樊纲表示,“十三五”规划制定应创新制定方法。要避免规划碎片化、部门化倾向,从而变成既得利益的机会。建议全国制定战略性目标,经人大通过后不再在各部门分解,而是全面落实,制定工作计划。

  “十三五”潜在增长率应该在7%左右。樊纲认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应在7%左右,甚至达到7%到7.5%。他认为支撑增长率实现的是人力资本、资本投入、知识科技、体制改革等因素。

  人力资本方面不仅仅是劳动力或劳动力总量,包括劳动力转移、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多种因素。资本投入方面,则包括资源禀赋,包括储蓄率的贡献,包括了资源投资的技术含量、投资的结构等等。储蓄率在中国还是相对过高的,资本投入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上、含量上。相信资本这个概念在技术含量的意义上增长会比以前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要大。知识科技方面,不仅体现在人力资本和物化的资本上,而且取决于资本存量,以及该存量的增量,涉及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体制改革方面,包括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等改革红利。

  樊纲认为,“十三五”首先要解决全面落实深化改革蓝图。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改革制度应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落实改革是规划的重要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十二五”期间的教训,政府对一些产业扶持,加以发展的政策并不成功,特别是一些新兴战略产业,最后都变成了过剩产业。建议今后实施更多的普惠措施,鼓励各行各业应用新技术,发明新技术,提升竞争力,提升产业生产能力的一些政策。而不要政府再选择列出几个产业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去扶持,而是更多地鼓励创新,鼓励应用新的技术。

  规划重点中应包括科技发展和创新驱动。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应包括制度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创新的各种制度条件,包括法制、产权保护、金融、资本市场这些方面条件的创新。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十三五”应增加对农民工公共服务的供给,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农民工的城市化,农民的城市化。此外,还应增进人力资本,提高竞争力

  樊纲认为,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也应重点提及。他指出,“十三五”是能否真正实现扭转环境恶化、实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如何实现结构转型,不仅仅是环保部门,各个部门、各个产业都要把环保、生态平衡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仅用行政手段来减少污染。

  能源结构转型也是重点。樊纲表示,现阶段我国大气污染等方面都与能源有关,另一方面,能源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一个资源的瓶颈。今后可能更重要的发展趋势不是美国的页岩气,而真是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分布式的发展。而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模式的问题,是市场模式的问题,是政策问题。

  樊纲表示,化解金融风险,避免经济波动以及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际化都是应该关注的重点。

  徐林:

  要以创新和转型为核心

  徐林指出,规划需在市场发挥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种机制下完成。

  徐林认为, 从国际环境来看,“十三五”期间,仍然复杂多变、博弈激烈。世界经济在再平衡的过程中艰难复苏,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一些新的突破,围绕国际治理体系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应该更加激烈,能源结构和版图的变化可能对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地缘政治导致我们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化。从国内来看,发展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

  在储蓄率高企、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渐显的背景下,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依然巨大,但是风险和挑战也更加凸显。包括原有的成本优势在逐步减弱,结构性的矛盾依然突出,包括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等,而且这些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的正常循环形成了阻碍,周期性的因素导致的潜在风险在加大,同时也面临着财政金融风险、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约束加剧,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

  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十三五”需明确提质、增效、升级作为应对新常态的发展导向。同时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发展全程。在此基础上,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来不断释放发展的活力,要以创新驱动来不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要以全面的开放来提升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以包容的发展来增进社会的凝聚力,以绿色低碳来提高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于“十三五”发展的目标,徐林表示,多数专家认为“十三五”的潜在增长率的区间大致在6%到8%之间,但更可能是集中在6%到7%这个区间里面。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小康社会翻番的要求来看,那么到2020年我们年均的经济增长要实现翻番必须达到6.56%,因此,6.5%左右是底线。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能否实现更高水平增长,取决于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特别是增长力机制的转换。因此,合理增长目标预期需要进一步探讨。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进一步突出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标和指标,同时需要突出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的一些指标和目标的引导,强化生态环境、资源节约保护等目标指标的约束。具体来看,要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增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包括科技、人才、教育,包括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和使用的环境建设等等。要促进“新四化”同步发展,“四化”同步和转型升级是密切相关,也是构建“十三五”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十三五”须融入全球经济,培育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以全球的视野来配置资源和资产,更好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走出去不仅是为了转移过剩产能,更是要在全球的范围内来优化我们国家的产能配置,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也包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和国际规则的制定。

  此外,徐林表示,要促进集约均衡发展,塑造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规划应包括区域实现协调发展,区域的开发与主体功能区结合,并推进城市化进一步健康向前推进。继续促进文化强国的建设,弘扬民族精神的新风尚,进一步建设和强化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十三五”将以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作为核心。因此,发挥企业家作用是实现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制度的保障至关重要,需要在现在的产权制度、要素市场体系、财税制度、金融体系、投融资体制、价格、社会治理、法治等方面进一步加快进度,形成稳定预期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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