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许多文人、官员都有记有丰富多彩的日记，有研究者因此称，认识一个人物，最简洁的办法是读其日记。浙江大学近日影印出版了清朝官员李辅耀历时41年的62本日记。

　　李辅耀是湖南湘阴人，长期在浙江为官，他在浙江最后担任的职务是浙江海塘工程总局的局长，主持修塘，也因此被称为“清末修塘第一人”。李辅耀的62本日记历经百年，如何在战火和动荡中保存下来？“清末修塘第一人”又会在日记里写些什么？

　　历经磨难的“家传珍宝”

　　2013年10月，浙江大学校长林建华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这封信来自山东烟台的退休教师李崧峻先生，信中写道，李崧峻的祖父李辅耀长期宦游浙江，着有清朝光绪至民国年间的日记数十本，愿捐赠给浙江大学以供研究，“让这些历经磨难的珍宝找到一个安宁的家”。

　　李辅耀1848年出生于湖南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李星沅官至两江总督，是晚清非常重要的“封疆大师”。出生在这样一个名门的李辅耀自幼聪颖，饱读诗书，后几度在浙江为官，官至道台，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长。

　　1916年，李辅耀去世， 63本日记装在红木匣子中，由后人继承保存。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国共激烈交战，抢劫、放火延绵不断。当时在外工作的李崧峻父母赶回长沙时发现，李家已被洗劫一空，日记却没人要，倒在地上，红木匣子不知去向。从此，这63本日记跟随李家后人，从湖南长沙来到浙江杭州，又迁至温州、松阳等地。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家后人携带日记辗转避寇，历尽艰险。

　　2014年1月，烟台李崧峻先生将其祖父李辅耀手稿日记共62本无偿捐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并希望能将此兼备学术和艺术价值的珍贵文献影印出版，以飨世人。当年11月15日，《李辅耀日记》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发。

　　影印出版的 《李辅耀日记》包括三个不同时段的日记：《燕行记事》，记于光绪元年（乙亥，1875），共一本；《回浙日记》，起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辅耀第二次到浙江为官至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止，现存53本；《回湘日记》，起于1913年直至其逝世，共八本，影印出版日记总计62本。

　　那么，李辅耀的日记里究竟写了些什么？

　　写工作：廉洁奉公修海塘

　　李辅耀的日记跨越清末民初四十余年，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与其在浙江的工作息息相关。光绪三年（1877），李辅耀由内阁中书调任浙江钱塘江海塘工程局驻工督办、道员衔。

　　千百年来，“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江大潮倾倒了无数游人看客，但江南地区也饱受钱塘江凶猛潮水之害。历朝历代都在努力修塘御潮，清政府时期，更是自中央至地方都将修海塘视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头等大事，钱塘江海塘工程的工作辛苦，驻工督办也须日日亲临一线，历来被官场中人视为畏途。但李辅耀迎难而上， “将通塘新旧石工联络一气”，被时人称为“圣朝第一大工程”，还编撰《石塘图说》，把工程的全过程绘图解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资料。

　　出版的《李辅耀日记》中记载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辛亥革命爆发、李辅耀迁居上海之间，李辅耀在浙江的一段官场往事。

　　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李辅耀第二次任杭嘉湖道台，发现海塘工程款有问题，因而与某些具体负责人发生龃龉，这种耿直的性格终于导致被诬告到朝廷。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命两江总督魏光焘彻查，幸而李辅耀账目一清二楚，夹附在日记手稿中的光绪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汇总的工程款收支账单中，款数竟详细到元、角、分、厘、毫、丝、忽、微。魏光焘彻查的结论是贪污之事“子虚乌有”，并为之雪诬。李辅耀将这次所遭受的委屈，全面仔细的反映在他写给姻亲徐树钧（时任京畿道监察御史）的长信中，并将全信抄录于日记之中。

　　李辅耀耗费心力修建的海塘，却在离任之后被贪官糟蹋。光绪三十四年（1908），李辅耀再次被任命为“海塘工程局总办”时，他还给巡抚写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信，信中他写道，历年维护的经费递减，导致海塘呈现年久失修，不时有溃堤的险象发生。他也在信中提到民众对海塘工程颇有意见，认定“合计需银一百四十万两，果能有四十万两到工已属天良发现，是直以官为禽兽，为盗贼”，于是明确地向巡抚提出“官督绅办”的治理海塘新思路。

　　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从记载中可以看出，李辅耀虽然没有考中进士，进入朝廷中枢叱咤晚清政坛，但他为政一方却能洁身自好，廉洁奉公。专家认为，日记的这部分内容补全了清代晚期、近现代关于钱塘江治理史料的缺失。

　　写生活：一个官员的中年到老年

　　李辅耀所记日记跨越晚清和民国，经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的历史阶段，不乏珍贵史料。日记非常直观地展现了晚清中上层官员的生活常态。

　　李辅耀作为晚清浙江中上层官员，既要忙于办公，又要周全亲朋好友以及同僚之间的应酬，一天之中，会见人数多达十人。李辅耀又需经常参加一些宴席活动，日记中很多内容都反映出其与当时的宁波绅商往来频繁，应酬众多。

　　同时在其日记的描述中也反映出一些当时社会生活的礼节，如“五娘归携带其女来见，予以见面礼八元”；新官上任也都有去寺庙行香的礼俗，“到任例于各庙行香归”。

　　日记还记载了新旧思潮撞击、更替的细节。当时“西洋玩意”渐渐传入中国，李辅耀在宁波做官时，看到电车这种新奇的玩意，总觉得不够灵活，直到一次电车压死一对母子之后，他急忙议定电车“不准于马路疾行”。

　　日记中还记载了病人用药从中药发展到用西药，治病从中医到聘请洋医生。李辅耀甚至在日记中详细分析研究西医的长处，详细记录了女儿做眼睛手术使用医疗器械的全过程。

　　后期，李辅耀岁年事已高，深受病痛困扰，但仍笔耕不辍，当时的政坛要闻闹剧被一一记录在案，日记中记载了浙江海塘使用新法水门汀（水泥）不当，导致工程溃败不可收拾；筹安会、张勋、闻人杨度力挺袁世凯称帝等。

　　写精神家园：诗书画印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宣统三年（1911）的十六年间，李辅耀工作职务变动达十三次之多，足迹遍布大半个浙江，而最能反映其人生仍为书生本色且贯穿于始终的是他与文化人士的深厚情谊和文字交往。

　　李辅耀自己诗书画印无所不精，尤擅汉隶，日记手稿的书法精湛，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他还是西泠印社早期赞助社员，还将杭州孤山西泠桥的别墅“小盘谷”捐给了彼时刚刚成立的西泠印社。

　　从同治年间到李辅耀去世，李辅耀与当世文人墨客都保持着密切来往，日记中记叙了许多李辅耀与文人墨客之间关于篆刻书画的评述，文物考证，诗作唱酬。著名书画家许增、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庵等都一再出现在李辅耀的日记、书札和诗词作品中。

　　最令人感动的是李辅耀的杭州老友王福庵于1915年八月来到长沙看望重病中的李辅耀，应李辅耀之请，王福庵为李辅耀住处“芋园”中二十二处亭馆景点名录，用各种篆书题签制成“芋园笺”作为纪念，此笺书法精美绝伦，如今仅存两种原件和七种复印件。同时李辅耀也为王福庵的父亲的著作题签并赋诗纪念，传为美谈。

　　在李辅耀去世三年后，他生前的诗词作品被整理成《玩止水斋诗稿》，其中的作品成为不少历史学家研究当时文人交往的重要史料之一。

　　而李辅耀作为官场失意又不失书生本色的老贡生也在努力追赶新时代的步伐。他的日记中记载，李辅耀不仅将寄托毕生希望的长孙送到国外去学习工矿，甚至还将缠过脚的孙媳也送到上海新式女学堂去读书。

　　细读李辅耀日记，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中上层官员生活情景和社会人情跃然纸上。《李辅耀日记》的编者之一、浙江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徐立望教授认为，《李辅耀日记》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记叙的持续性，内容的丰富性，书法的艺术性，都确定了其独特的人文价值，而日记经历种种劫难，几乎完整保存，殊为难得，更见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