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税收法定：有了法，还得有立法监督

　　■ 社论

　　关注全国“两会”系列评论之三

　　有了“税收法定”的立法，全国人大还得拿出立法监督的勇气，积极审查、纠正行政部门今后可能的“越位”行为，才能杜绝权力的任性。

　　3月4日，在本次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媒体有关“财政部随意调整汽油税”的质疑时，明确表态：税收法定的条件已逐渐成熟，总的目标是要在2020年之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她还说：这次大会要审议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当中，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税收专属立法权，“以后凡是开征新税的，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收法律”。

　　全国人大作为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全面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做出了庄严的承诺。

　　税收法定，而不是“税收条例定”“税收规章定”，这并不止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民主机制的严肃问题，要放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维度下考量。

　　中国现行18个税种，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这3种税的征收依据是法律，其他的都是国务院的各种“条例”“暂行条例”。正像发言人傅莹所说，这些税收的行政立法是“1985年全国人大给国务院的授权，当时是出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但实施了三十年之后，当初的授权立法初衷与现实已经脱节。

　　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都提到了要落实“税收法定”。当下“税收法定的条件已逐渐成熟”，不能一拖再拖。

　　而实现“税收法定”的第一着棋，就是修订《立法法》，扎紧立法授权的口袋。此前媒体报道，立法法修正草案明确：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不能由行政部门规定。唯其如此，才能解决所谓“人大立法权虚置”的问题。

　　但，还应该关注到改革的复杂性，通过《立法法》收紧立法权限，实现“税收法定”，也会遭遇立法博弈。15年前就已施行的现行《立法法》，就试图收回税收立法权，其中规定“税收的基本制度”只能立法。结果是行政部门钻了法律空子，不把调整税率、计税依据等作为“税收的基本制度”，直接绕开全国人大的立法权限，通过规章、通知等私自调整税收。这也使得15年前《立法法》就明确的“税收法定”原则，被长期架空。

　　“徒法不足以自行”，修订《立法法》收紧税收立法，只是第一步；在有了法律更明确禁止权限之后，全国人大还应主动出击，依法审查涉税红头文件的合法性，看一看：财政部门有没有越俎代庖，僭越立法权限，用红头文件直接调整税收？

　　事实上，十八届四中全会不仅明确推进“税收法定”，还提出：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

　　有了“税收法定”的立法，全国人大还得拿出立法监督的勇气，积极审查、纠正行政部门今后可能的“越位”行为，如此才能彻底杜绝“半夜加税”的权力任性。